谭作人：龙门山：请为北川孩子作证

——追踪大禹故里北川的天灾人祸
   

愿把有罪的我，献给无罪的你——
   

献给5·12大地震罹难的孩子们
   
   
    一、哀北川 大不幸
   
    对于北川，我是一个罪人。
   
    两年前，北川文化人盛情邀请我去北川，帮助策划禹里文化旅游和红色旅游，同时考察当地修建漩坪电站和苦竹坝电站的官民争论。我以“太忙”为托辞，婉拒了。我和不讲恩义的当代汉族人一样，轻慢了北川人。
   
    两个月前，我来到已经城毁人亡的北川县城，面对北川中学废墟下成千不该凋谢的生灵，我悔恨不己。我发誓说要用手中的笔为他们讨回公道。但是两个月来，我写不出一个字，我食言了，失信了。我是北川的罪人。
   
    无论什么借口都不能使我脱罪。北川，面对你的世纪灾难，面对你的历史背影，我只有深深的忏悔。我要把我的不尽的挽歌献给你，同时献给，我的自以为是的不思悔改的汉民族兄弟。
   
    巍巍龙门山脉，请您证明：我的言说，出自事实；我的忏悔，出自真诚。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部灾难史；而北川的灾难史，埋藏着一段不堪的历史。
   
    北川，作为大禹故里和千年古城，经历过两次天灾人祸大劫难，并因此引发了两次人口危机。一次是1935年的国内战争，红白二军鏖战北川100天 整，事后北川总人口由4.6万人锐减至2.5万人，全县街道村落寺庙俱毁。另一次，就是5·12北川大地震。这次大灾难，致使北川县城近4万总人口损失过 半，现登记幸存人员不足0.6万人。尤其惨烈者，北川县城仅中小学生伤亡数千，3岁至17岁少年儿童几近断档，实为人间空前灾难！
   
    这些大劫难中，究竟有多少天灾，多少人祸，自有历史评说。依据事实判断，摈弃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让我们回眸历史，看看北川县两次大劫难的全过程，以便厘清历史责任，给后人留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一、历史人祸 谁负责任
   
    1935年1月，逃离湘鄂赣根据地的中央红军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确定了“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 广大地区”的战略总方针。同时，当时实际兵员已不足万人的中央红军电令拥兵十万的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国焘接电，遂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广阔的川陕根据地，离开通南巴，全队西进北上，于1935年4月12 日由江油甘溪（猿王洞）进入北川县境。
   
    红军入境后，一面为阻截14万川军的追击，匆忙布置了历时73天的千佛山（土门）战役；一面打土豪分土地，发动北川群众支前。红四方面军在北川首 倡民族平等，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并创立了西北联邦政府禹里苏维埃乡（治城）。这是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不久后，红军在阿坝和甘孜分别建立起格勒 得沙人民共和国、波巴人民共和国，即为“禹里模式”的翻版。后来，这种国中之“国”，也出现在新疆喀什等地，留下了民族分裂的历史隐患。
   
    事实证明了民族自治政策的有效性――在建立“人民新政府”口号刺激下，山高坡陡，地脊民贫的北川县，以红军占领区内仅有的3万人口，派出了3千多人的支前运粮大军和战场救护队，几乎是全县青壮年人人上阵，积极支红扩红，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5年6月12日，四方面军完成了吸引川军，阻击川军，掩护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略任务，翻越羌山，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6月下旬，北川 境内红军开始撤离。在“参加红军的十大好处”的鼓动下，超过1500北川儿女，随红军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大多数人一去不回。1953年，北川定为“革命老 根据地”后，追认当地红军烈士多达1097人，占当时总人口3．66％。
   
    红军撤退时，为防止川军追击，沿途实行坚壁清野，放火烧毁所有带不走的粮食，烧毁所有桥梁和街道。石纽山下，始建于唐朝的千年禹庙，也毁于大火之 中。全县境内桂溪、垭上、贯岭、都坝、开坝、小坝、片口、桃龙、禹里、墩上、坝底、庙头坝、马槽、白什、麻窝、青片等17条街道及村庄，全遭焚毁，致使境 内1260户6000多场镇居民及农民，总计1万多人无粮可吃，无家可归。
   
    尾随追击的川军入境后，大搞报复，大开杀戒，凡支红民工、积极分子皆杀，当过几天苏维埃干部的更是全家杀绝，惨遭灭门。一月不到，北川境内 2000多人惨遭杀戮。大屠杀之后，瘟疫、饥荒接踵而至，疫病流行，致使北川人口减少几半，一些富庶地方成为无人区。国民党北川县长冯康说：北川自遭匪 后，又罹兵灾，损失之巨，断难计及。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即此地之写照。
   
    1935年4月12日至7月23日，红军百日驻留，致使北川百年难愈。后来魏传统将军高歌：“红军血战千佛山，至今未忘过北川”。然而红军不如陈 涉，不仅忘了“苟富贵，勿相忘”，甚至忘了给几近毁灭的北川，一个道歉。证据是，直到2003年，北川才以全国唯一羌族县身份，成为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自治 县。
   
    如今佛泉山战场遗址清晰可见，被毁禹庙及村落遗址历历在目，被红军乱刻又被白军凿毁的明代岣嵝碑至今尤存（又名禹碑、大禹功德碑。原碑700蝌蚪文，仅25字残存），成为龙门山为1935年大灾难作出的历史证词。
   
   
    二、北川悲歌 不该发生
   
    北川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西北部山区，县城曲山镇，面积1．6平方公里。全县所辖三镇十七乡，居住着羌、汉、藏、回等十七个民族，总人口16.06 万人。其中，世居羌族9.1万人，占总人口的56.7%。北川地处四川西北龙门山脉中段南侧，县域面积2869.18KM2，其中山地面积 2834.73KM2，占幅员总面积98.8%。区内仅有青片河与白草河交汇处的北川河谷（禹里乡）及通口河（湔江，上游为青片河，下游为涪江，已规划 20级水电开发）有少量河谷盆地，几乎全为崇山峻岭。在龙门山断裂构造带中，北川是龙门山主中央断裂带北川——映秀断裂（长约320KM）的起始点，曾经 发生过1958年6.2级强震，历来被设定为龙门山断裂带地震Ⅶ度设防区。
   
    北川境内山青水秀，生态环境良好，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丰富。除北川人引以为荣的大禹故里、羌族文化、革命老区外，还有大熊猫、金丝猴等多样化的野 生动植物资源，以及猿王洞、千佛山、小寨子沟、龙门山泥盆系标准地层剖面等高等级旅游资源，适宜多样化体验型现代旅游产品的综合开发。
   
    然而历史开了北川的玩笑。善良纯朴的北川人没有等到大禹荣光的照耀，没有等到红军报恩的润泽，没有享受现代文明的硕果，没有盼来山区生态经济发展的好时代，就被想逃也逃不掉的天灾人祸，断了生路，碎了梦境。
   
    北川的悲剧，从县城迁址开始。
   
    1950年1月，当年的红军，现在的人民解放军，回到了北川县城——治城，完成了一个15年前的约会。当时县政府为了军事控制及安全保障，于 1951年起开始沿湔江修建治城至曲山镇全长22KM的北茂公路。1952年公路修成，为了更加靠近绵阳，县政府放弃了已有一千三百七十四年历史，位于北 川河谷，地势相对宽平的治城，抛开有恩于己的禹里人民，于当年9月把县城迁往只有79户320人、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狭窄的曲山小镇，为2008年北川大 地震，预设了一个城毁人亡的死亡陷井。
   
    自县城迁址后，当地传开了“早晚要包饺子”的民间传闻。1958年2月8日，北川发生里氐6.2级强震（微观震中为什邡金河即今红白镇），在当时 大跃进政治形势下，无人知道地震破坏和人员伤亡情况。1959年，部分当地干部提出迁回治城的动议，未获批准。1961年2月8日北川县城再次发生4.7 级地震，伤亡不详。因此自1959年起，就不断有人提议把县城迁回治城原址，可惜均遭拒绝，致使北川人民失掉了多次的逃生机会。
   
    龙门山断裂构造带，是地震活动频繁的活动断裂带，自1169年来，已经发生5．0级以上破坏性地震26次（6．0级以上20次），平均32年／ 次。唐山大地震前后，在距北川不足200KM半径内，相继发生过1933年汶川叠溪7．5级，1958年什邡金河6．2级，1970年大邑6．3级等大震 强震，七十年代后期相继发生1976年松潘平武7.2级震群，1977年茂汶4.2级地震，1978年黑水5.4级地震，1978年邛崃4.4级地 震，1981年彭州大宝4.5级地震，1999年绵竹汉旺5．0级地震群，等等。这些地震波及北川，引起了北川的恐慌，要求迁城的呼声日益高涨。北川县委 县政府，多次向上级政府打报告，提出迁城动议。许多专家勘察北川后，也认为北川县城座落在龙门山地震带的中央主干断裂上，县城周边地势险峻，地质灾害点密 布，灾害体巨大，十分危险。
   
    1986年至1987年，北川多次请来绵阳市地质学会专家考察，勘察并论证迁城的必要性。由于一些秉承上意的专家坚持“无危险论”，也由于地方财 政无力解决2亿多元的搬迁费用，迁城动议被搁置。1988年，北川仅仅得到了己经申请了几十年的“享受民族县待遇”的安慰奖，却失去了最后的逃生机会。
   
    迁城无望，北川人只好就地想办法。从90年代起，北川县城行政中心开始迁往湔江对岸茅坝，旧城区内只剩下学校、医院、居民区和老街商业区。为防止 经常滚石下山的王家老岩发生大型地质灾害，对其进行了植绿护坡、打桩支撑、拦石保坎等工程除险措施，然而经常性发生的中小地震特别是雨季小震，致使山上滚 石或街上飞石伤人，时有发生。北川人从积极逃生到无可奈何，从提心吊胆到思想麻庳，终于逃无可逃，坐等死神上门，等来了天灾人祸的完美合成。
   
    2008年5月12日，不幸的北川人眼睁睁地看着传说多年的“包饺子”惨剧发生，不少家庭惨遭灭门之祸，没有逃出来一个人。地震当天，湔江右岸的 王家老岩向湔江方向整体平移100米，吞噬了靠山的曲山街，掩埋了几乎整个老城区。老城区内，很少有人逃生。新县城茅坝一侧景家山当天也发生大面积山体垮 塌，合并大量建筑倒塌，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
   
    5·12当天，正在绵阳开会的北川县委书记宋明知道发生了”汶川地震”，脱口而出说：完了完了，北川被包饺子了。宋书记赶回北川后，原来有147 人的县公安局，仅44人生存；县看守所42名战士和35名犯人被埋；而160人的县医院，只剩下4人。然而英雄的北川人民，干群一心，团结自救。当天下 午，在派出5批次人员求救，仍等不到绵阳官方救援的情况下，以仅剩下1／3干部的北川县四大班子，带领幸存的2000多群众实施了抢险自救和安全转移。
   
    距北川新县城22ＫＭ的原北川老县城治城（禹里），在5．12地震中除后来遭受唐家山堰塞湖库尾水淹外，房屋建筑损失相对较小，人员安全转移。
   
    北川县城毁人亡的事实证明，一旦发现错误，必须尽快改正，以免酿成灾祸。即使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历史错误，也应该有人负责，有人纠正。如果不纠正，不作为，必定酿成事故，必致更大的现实灾祸发生。
   
    知灾不避祸，致使家园瞬间没了影，青山一夜白了头，这是人祸，还是天灾？
   
   
    三、灾中之祸 人间惨剧
   
    灾中之祸，就是天灾之中，埋伏的人祸。
   
    一个失误，可以弥补；一个错误，可以改正；一连串错误构成的因果链条，必定酿成灾祸，祸国殃民。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从北川归来后，5月19日 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我提出了“四川大地震人祸更胜于天灾”的观点，并且强调：至少在学校校舍整体坍塌的问题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由于受到官方媒体“主导”的误导，开始两天，我一直以为汶川是灾情最严重的灾区。5月14日我驾车赶往汶川，却被阻在了都江堰。在都江堰市区，我 发现受损建筑中，受损最严重、垮塌最彻底的，竟然是学校校舍！这些完全坍塌的校舍，与周边部分坍塌或局部受损甚至完好无损的民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反 差之大，想视而不见，都不可能。
   
    5月16日，在北川县城关曲山镇，面对着北川中学粉碎性坍塌的主教学楼，整体下挫两层的新教学楼，部分坍塌的实验楼，距主教学楼十多米却完好无损 的旧教学楼——一幢建于70年代并于三年前申报为二级危房的老楼，以及不远处受损轻微的教师宿舍，我彻底无语了。事实就是证据。事实胜过证据。
   
    北川是一个地震多发区。在这里，北川人明知有大灾降临却无法回避，躲无处躲，防不胜防。北川县城多数建筑达不到“多遇地震不坏，设防地震烈度可 修，罕遇地震不倒”的Ⅶ度设防要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ＧＢ50223—2004）。北川学校、医院、幼儿园达不到“震而不裂，裂而不倒，倒而 不塌”的乙类重要建筑的设防要求（实际多为丁类次要建筑）。多年来，有关部门明知地震活跃，大震将至，对危险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不检查，不加固，致使地震 发生时，房屋大面积倒塌或粉碎性坍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特别是造成幼儿和中小学生大量伤亡，这不是人祸，什么是？
   
    天灾可怕，也不可违；人祸却是可恨，可恶，可耻，可鄙，更可怜——人祸把天灾的受害者，变成了包括施害者在内的不必要的共同受害者。
   
    在北川，一位北川中学老师也是遇难学生家长向我轻声述说：“主楼不到十秒就垮了。开始还能打通电话，我说乖乖别急，爸爸马上找人来救你。跟着余震 来了，那边喊不答应了。”大痛无声，这位家长的平静语气，象在述说别人的事情，惟有提到“赵长能”三个字时，眼里闪过寒光，令我一惊。这位家长详细讲述了 96～98年主教学楼修建时的“马拉松”工程，提到了赵校长和几个包工头。很明显，他希望这些应该负有责任的人，能够承担责任。
   
    事情的发展令我意外：开始官方还承认校舍豆腐渣工程问题，并且承诺要认真追查，后来竟然全部否认，不仅使用宣传机器来颠倒是非，甚至动用国家镇压 机器，打压要为儿女讨公道的家长们，拘捕处罚前段时间提出过质问的人（其中包括我的朋友刘绍坤先生和黄琦先生）。也许有人真正以为，使用高压压制，杀一儆 百，使受害者发不出声音，就可以把罪恶掩盖过去。
   
    我想问问：当个别人把问责学校豆腐渣工程上升到“与共产党对着干”的政治高度时，是不是想要表明，共产党已经集体决定，要公开地和腐败分子和罪犯 站在一起？是不是想要表明，中国立法司法执法不是为了社会公正，而是只为掌权者服务？是不是想要表明，中国现在要建成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只有犯罪，没有 法治；只有政党，没有人民；只有刺刀，没有言论的特殊社会？
   
    究竟是谁在抵制民主法治，要把“无产阶级专政”，搞成“有产阶级专政”？
   
    我认为，滥用国家权力和国家暴力阻止学生家长问责校舍豆腐渣工程，把事关法律尊严和政治责任的复杂社会问题，变成6万9万10万买人命的简单经济 问题，就是实实在在地把天灾变成了人祸，并人为地把人祸再次扩大了若干倍。这种社会性的“次生灾害”能够导致的，不是“社会稳定”，而是社会崩溃。
   
    被人为事故放大了后果的自然灾害，是一种社会性灾难。这种灾难的发生，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不能逃避应负的责任。我认为，各级人民政府，欠全世界一 个真象，欠全社会一个问责，也欠所有的地震死难者一个交待。抛开地震预测预报问题不论，至少以下问题，政府有责任告诉人民：1)、地震带上修建大型水库的 安全性问题；2)、地震带上民用建筑设防标准的落实到位问题；3)、校舍、医院等公共建筑的公共监督及地震设防、建筑分类、修建标准问题。
   
    在校舍问题上，我沉默了两个月，不是不敢写，而是“写不出来”。正如同去北川的唐诗林先生所言“心灵震撼太大，拿起笔来双眼已模糊，哽咽无法控 制”。现在，看到事情这样发展，我感到自己很可耻。在北川中学的废墟前，我对孩子们有过承诺。现在，我要重新拿起这只千钧之笔——哪怕提笔就死，我无怨无 悔。
   
    请龙门山作证。
   
   
    四、制度作弊 羌山无语
   
    无须怀疑，在地震中直接导致人员伤亡的不是地震，而是建筑。地震可能导致房屋垮塌，致使人员伤亡。合格的抗震建筑，人员伤亡很小；不合格的抗震建 筑，人员伤亡较多；而在地震Ⅶ度设防区里修建不抗震甚至偷工减料的豆腐渣工程，只能导致人员大量伤亡。如果大量的公共建筑都是不合格建筑甚至是豆腐渣工 程，如果没有合理的防震减灾体制和合格的三预机制（预测、预报、预防），大地震发生大面积的人员大量伤亡，是必然的事情。
   
    5·12大地震后，汶川和北川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样板地区，用来研究天灾人祸的真正成因。多年来，汶川也被人称为大禹故里，但是汶川作为《四川省 防震减灾十年规划》的四川省示范县，虽距震中仅50公里，房屋倒塌却不及20%，人员伤亡也不及6.7%。而同为大禹故里，同为地震Ⅶ度设防区的北川县， 距离震中已经超过100公里，房屋倒塌却超过90%，人员伤亡超过50%。不知道这样强烈的对比，是不是某些部们发明并坚持“汶川地震论”的真正原因？
   
    同样的地震，不同的结果，巨大的差异性至少反映出三个问题：（1）《四川省防震减灾规划》中“经济建设同减灾一起抓”的指导思想，以及“预防为 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至少在北川是如此；（2）北川作为规划要求的Ⅶ度设防区，大部分建筑达不到设防要求，特别是 公共建筑是如此；（3）北川部分公共建筑特别是校舍建筑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有的是明显的豆腐渣工程。以上基本事实，应该有人负起责任来。
   
    这些基本事实，通过这次国内多数公共传媒出自良知的“集体造反”，已让全世界有目共睹。无论今后“主流媒体”怎么流，也改变不了已经发生的事情。
   
    早在1999年12月30日，《四川省防震减灾规划》就指出，四川省90%的强震集中在甘、阿、凉地区的地震活动断裂带，包括鲜水河地震带，安宁 河地震带和龙门山地震带。该规划在十年前，已对今后20年内可能在三州地区发生多次破坏性地震，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长期预测，并确立了年、季、月、旬、周预 测会商及内部通报制度。近年来，在体制内外都有关于四川地震的中期预测和短期临震预测信息，多达几十条。然而既然有预测，为什么没有预报和预防呢？
   
    1998年12月17日，由国务院发布的《地震预报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全国性的地震长期预报和地震中期预报，由国务院发布”。同时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的地震长期预报、地震中期预报、地震短期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布”。这些规定证明：地震预测、预报和预 防，是两种不同的权力，第一种权力属于专业职能部门，第二种权力属于公共管理部门。这个制度安排埋伏下的巨大的隐患是：即使专业部门有了科学的预测，也不 能擅自发布，而是要服从于公权部门的非科学因素的公共决策。有时这类公共决策，特别是小概率突发事件发生时的仓促应对（比如自然灾害、群体事件、安全事故 等等），往住做不到以人为本。这种制度安排，可能导致预而不测，测而不报，报而不防，防而不力的严重后果发生。5·12大地震，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5·12大地震前，根据紫坪铺蓄水后监测到的700多次地震记录，水库地震研究部门和四川地震行政管理部门曾经作出了准确的大震中期甚至短临预 报。但是由于对震级估计不足（据报为5.0~5.5级）而成为一次技术性失误。这个低估失误致使决策部门对地震后果估计不足，导致了不发预警的决策失误， 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性后果。可见，目前《管理条例》正是使决策层陷入决策困难的制度陷阱。该条例与当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冲突，应该予以废除。
   
    人祸的祸根，不是人，而是事，是体制不健全和机制不合理。制度缺失酿成的人祸，使受害者和加害者，无论官与民，共同成为牺牲者。中国体制陷井，已 经成为最大的发展瓶颈，这个陷阱使公共权力越位，公共政策错位，公共监督缺位，公共利益受损，各类公共建筑也因不受监督而粗制滥造并滋生腐败，成为危害公 共安全的危险物品。
   
    天灾与人祸的合谋，成为谋害中国北川孩子的两把刀子；前一把刀子可以伤人；而后一把，人祸的刀子，才是真正致命的。
   
    这一切，象一个讽刺，不应该发生在大禹故里。羌山无语。
   
   
    五、禹生北川 可成定论
   
    大禹，中华民族人文初祖之一，炎黄之后又一位华夏文明创始人。据史记，大禹治水兴国，开创九洲，统一中国，是华夏民族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奠基者。
   
    西汉杨雄《蜀王本纪》记载：禹生石纽。据考，四川省北川县禹里乡石纽村石纽山，即为夏禹诞生之地。自古以来，石纽山即被视为神圣之地，方圆百里之 内不敢农牧或人居。即使犯罪之人潜入，官府也不得入内缉捕，在此潜修三年后可获赦免。禹里乡内，至今尚存禹穴沟、刳儿坪、洗儿池、望崇山（禹父鲧，号崇 伯）、禹王庙、岣嵝碑（禹功碑）、“石纽”、“甘泉”、“禹迹”、“禹穴”（大小虫篆）等遗址遗迹。这些遗迹，就是龙门山为“禹生北川”作出的证词。
   
    在当今学界看来，共识较高的观点是“禹生北川，兴于西羌”。大禹治水始于岷山湔水，早期活动在北川、汶川、都江堰等古汶山郡地区。大禹治水兴邦， 除害兴利，在此形成了大禹故里文化带。夏传子，家天下。自夏商周始，夏禹以“导为主，湮、障、厥为辅”的治水兴国模式，主张“敬民，养民，教民，护民”的 民本主义，奠基了以水利社会为特征的华夏文明。随着大禹从河流上游走向中下游的治水东行的脚步，随着先秦各期中原文化的繁荣兴盛，禹学经历了西兴东渐的历 史过程。以至于儒圣孔子也把夏禹视为至公至正，无可挑剔的完人，赞曰：禹，吾无间然矣。暴秦之后，主权高于人权的国家主义专制文化替代了民本主义，封建专 制“主流文化”的狭隘视野，使大禹故里北川包括大禹治水治国思想从历史长河中淡出，埋葬了这一段历史文化叙事。
   
    北川建县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以大禹古迹石纽、甘泉各取一字，组成石泉县（634年~1914年），城址在治城（1992年更名为禹 里），北川人称老县城，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七十四年历史（若以北周建县计，当为一千四百四十二年）。唐朝建县时在距县城东南一里的石纽山下建有禹庙一座，为 国内最早禹庙之一。1935年，石纽山禹庙因人祸被焚毁（2002年重建），致使民间传统祭禹活动被迫移至禹穴沟口禹王宫（建于清乾隆年间，毁于文 革，1994年重建）。北川每年春秋两季及六月初六大禹生日，均要举行祭禹活动，年年延续，至今不断。禹里崇禹之风千年不绝，北川境内除禹里老县城建有禹 庙外，禹穴、片口、坝底、曲山、通口、陈家坝等地，也建有禹庙或禹王宫，传承着大禹故里的悠久历史和文化遗产。因此北川，民风淳厚朴实，人民勤劳善良。
   
    多年来，大禹故里北川县，占全了老、少、边、穷四大块（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行政边缘地区、贫困地区）。1935年红军西北联邦政府在此 首创禹里苏维埃乡，首倡民族自治政策，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政府。然而历经68年的不断努力后，北川才于2003年7月，被批准成立北川羌族自治县， 以全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唯一的一个羌族自治县，赶上了国内民族自治县的末班车。仅此，反映出红色政权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对少数民族的不尊重。
   
    痛定思痛，5．12北川县城毁灭后，掌权者对大禹故里北川，应该有些惭愧。人民的政府，对北川的人民，应该有一个道歉。
   
   
    六、龙门山脉 述说心声
   
    四千多年前，生于龙门山中段南侧腹心地区北川石纽的大禹，不可能想象出，如今龙门山脉伤痕累累的样子。
   
    5·12大地震后，据航片观察，龙门山后山地区，岷江河谷一线，绿色覆盖不足20%。已经形成的岷江干旱河谷和风沙走廊，经此变故，正在加快退 化，即将成为成都平原沙尘暴的沙源地。龙门山南侧三条矿山铁路的起点站彭州大宝、什邡金河、绵竹汉旺，其连线正是龙门山中央断裂带的地表走向线。在这些工 业区也是历史地震多发区内，如今己经开膛破肚，满目疮痍，区内工矿企业损失惨重。其中，1956年发生过6.2级强震的什邡金河磷矿，死亡225人,伤 157人。而1999年发生了5.0级破坏性地震的绵竹汉旺镇，有三所学校发生校舍垮塌，仅中小学生伤亡超过1000人。龙门前山断裂带以及山前阶地，是 人口密集地区，地震导致的大面积房屋倒塌，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5·12大地震致使国内2473座水电水利设施受损(其中包括四川近2000座)。龙门山地区震损水电设施1000多座，震损率达到100％。绵 阳地区825座水库，震损627座(76％)，高危水库178座(28％)，其中38座有溃坝危险；而邻近北川的江油县187座水库100％受损，产生裂 缝、沉陷、变形、渗漏险情，其中19座有溃坝危险。岷江河谷上，紫坪铺以上9座干流大坝出现险情。根据观察，水库大坝附近，大多是震损最严重的地区。大坝 附近山体垮塌往往十分严重，导致多座电站被埋，致使水电部门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
   
    自然力，突然间不可抗拒地成为巨大的破坏力，在它面前，人类引为自豪的“生产力”，如此微不足道，只剩一堆可怜。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天 平，为什么倾斜？历史，为什么逆转？该问谁去？这场世纪大灾难，与在龙门山地震带上大搞水利工程，究竟有没有关系？究竟有多大关系？希望整个中国学术界一 起来关注、研讨，进行一次跨专业、跨学科的大讨论，而不是只听利益相关部门的一家之言，或象一个宣传部门，模糊是非，粉饰太平，忽悠人民。
   
    四千年前，鲧之子大禹出岷山，治湔水，在前辈治水的经验基础上，改革古道，变通父道，以“治水顺水之性，不与水争势，导之入海，高者凿而通之，卑 者疏而宣之”的治水方略，以导为主，湮障为辅，凿峡疏渠，因势利导，成功地制服了原始洪水，拓展了早期人类的生存空间。大禹把巴蜀治水经验推向九州，促进 了统一国家政权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大禹经验，应该成为基本国策。
   
    正是因为当时人类经验科学的原始和工程技术的局限，使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遵循了大自然的基本规律，在除害兴利，造福人类的同时保障了自然生态的完整 性和河流生态的永续性。这使人类在合理利用大自然的过程中，给自然生态环境留下了生态修复的机会，从而使得人类可以永续发展，大自然也可以良性循环。除害 兴利共生存，不废江河万古流。
   
    大禹的治水思想，被后来的蜀王开明和蜀守李冰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因而成功地治理出一个千里陆海，万里沃野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李冰开凿的无 坝引水的都江古堰也成为人类利用自然，永续发展的成功范例。大禹、鳖灵、李冰的治水思想，以及后来汉代贾让归纳总结的“徒蓄疏堤”治水三策，已经成为全人 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龙门山脉，是岷江、嘉陵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右岸支流）等四大江河的发源地和流经地，水能资源丰富，矿产资源富集。然而，四大江河也是四川之 源，流域内是大多数四川人传统的主要生养地。因此，龙门山是为全川人民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为几千座水电站服务的。龙门山脉的生态平衡，是四川人永续发展的 基本保障。可以说，龙门山脉，就是四川的龙脉，千万乱动不得！
   
    2000年以来，四川地震局专家李有才及地质专家范晓等人(包括四川省地震局)，曾经明确反对紫坪铺水库选址，把环评报告中的“地质情况基本稳 定”，认定为“基本不稳定”，建议水库选址避开地震断裂带。可惜他们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却受到了无理压制。水利部们的发言人，以“大坝能承受8 级以上地震”的承诺，来应对“水库可能诱发地震”的质疑，显然是答非所问。最近又说，紫坪铺与大地震没有直接关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5·12大地震的发 震区，正是位于岷江上游第一座干流电站映秀湾电站(1972年13.5万千瓦)和岷江上游最后一座竣工电站紫坪铺电站(2006年76万千瓦)之间的紫坪 铺库区。地震当天，两站之间20公里长的紫坪铺库区，成为第一次发震时的极震区。据目击者称，当时库区中心白浪冲天，高达数十米，致使两个电站都受到严重 损毁。
   
    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在拜谒浙江绍兴禹陵时感言道：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没有学好大禹治洪水这一课，都只哓得遏制，不晓得利导，所以成了专 制魔王，到处受到反抗，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番话，对于今天过分迷信现代工程力，忽视自然力，忽视自然生态平衡和社会生态平衡的水利科学界，是否应该有 所启发呢？全河梯级开发和渠化全川河流的发展战略，可否审视再三呢？
   
    我希望，今后在规划龙门山地震遗址公园的时候，把都江古堰的意义与水电大开发的目的作为一个联结思考，通过可视性的概念设计，表达出中华民族治水 思想的精粹：治水，首先是为了除害兴利。除害第一，兴利第二，而不是相反。正如又好又快地发展，还是又快又好地发展，如果关系摆不正，后患无穷。过去过分 弱势如今过分强势的水利部门，如果盲目相信貌似强大的现代工程力，以除害为借口，以兴利为目的，乱搞水电大开发，更大的灾害，还会再来。
   
    我希望全中国的水利专家和工程师们，都能够到北川来，到龙门山来，到都江堰来，到紫坪铺来，补补生态环境课。在这里，面对灾难现场，请你们暂时抛 开当下“绿色能源”的神话，沉思一下民族的过去和未来。并请思考，中国水电大开发，如何才能够摆脱因急功近利而导致的开发失当和乱而无序？如何才能养育出 一条“健康的河流”，并建立起相对和谐的人水关系？如何才能在追求水电工程利益和发电效益时，兼顾其它部门利益和全社会的综合利益？如果你们能够尊重事 实，汲取教训，放缓梯级开发进度，实行水电开发节制，当为北川世纪大灾难后，不幸之中的大幸。
   
   
    。七、事实判断 科学正名
   
    2008年5月16日中午，避让过总书记的视察车队后，我直接面对了北川中学的那片废墟。这个垮塌现场对我的震撼，难以形容。但我知道，我的命运和北川联在了一起，我的心中，有了一个行事为人说话写作的标尺——北川标尺。
   
    北川标尺，不是一个政党的标尺，而是一个以事实为依据的标尺，人的良心的天然标尺。北川标尺的基本尺度，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认定；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人的良知。北川标尺的基本精神，就是大禹治水的精神：尊重自然，尊重事实，尊重常识，尊重人，说真话，做好事。
   
    多年来，学界对禹生北川，还是禹生汶川，各执一词，未有定论。这个现象，与前述中原专制文化背景有关。此次5·12大地震，又是北川与汶川，面临 着名分争议。究竟是“汶川地震”，还是“北川地震”，如何命名？正统主流的“权力意志命名法”，是否会又一次给历史留下盲点？或者笑柄？
   
    根据世界地震命名学原则及成例，地震命名方法可以有多种，包括原始震中说，中心城市说，灾难程度说，地质构造说，自然地理说，人文地理说，等等。依据以上各种命名方法，可以对“汶川地震说”的真实性，提出以下质疑。
   
    如果以微观震中论，应该名为“映秀地震”或“映秀陈家山地震”。
   
    如果以中心城市距离论，都江堰市（57．8万人，城市20万人）距第一破裂点映秀陈家山直线距离仅17KM，而汶川（10．6万人，县城3万人） 距此57KM。定名汶川地震，舍近求远，舍大求小，名不符实，目的不清楚，十分可疑。姑且不论，在紧急救援阶段，发明“汶川地震论”者，误导了国家救援和 社会救助，干扰了抢险救灾，对增加极震区内人员伤亡，应该负有间接责任。
   
    如果以受灾程度论，北川仅县城死亡人口已超过2万人，房屋受损100％，倒塌超过90%。北川为重灾区的中心区，定为“北川大地震”，较为接近真实。
   
    如果以地质构造论，特重灾区北川位于龙门山北川——映秀（中滩铺）断裂北端，原始震中映秀位于该断裂南端，两地属同一条主干深大断裂，原发震区映 秀由南西向北东破裂，与北川共同构成极震区，关系直接。从受灾情况看，映秀镇罹难人口接近70％，北川县城超过80％，因此我认为，以主震带命名为北川 ——映秀地震，也较为适宜。而继发的汶川——茂汶龙门后山边界断裂，仅属龙门山中央，前山、后山三大断裂之一，因而后山受灾情况远较中央断裂区域及前山断 裂区域为轻，不应该不分轻重主次，舍大求小乱命名。
   
    如果以自然地理及地质构造论，整个龙门山构造带，都是主震区和重灾区。地质学家范晓、刘兴诗等人提出“龙门山大地震”概念，最为合理。
   
    如果以行政区划论，映秀为汶川县最边远的一个镇，而汶川县属阿坝州，为何不可以叫阿坝州大地震？实际上，是次地震全川都有伤亡和损失，甚至远至重庆也有伤亡，若定为2008’四川大地震，也是合理之议。
   
    北川县，是这次唯一全部殒于5·12地震的县城，以它1374年的建城史，73年的革命史，56年的迁城史，50年的防灾避灾史，20年的等待 史，完全有资格“盖棺论定”。此论可让2008年之前的“老北川”，完整地走进历史，以便让新北川凤凰涅槃，在灾后重建中，找到正确的路径，实现社会文明 和经济转型。
   
    因此我建议：请北川把美名“恶名”一肩挑，欢迎“大禹故里”荣归，也欢迎“北川地震”，争取“北川地震”冠名（汶川说不定乐于相让呢）。况且，命 名“北川地震”这件事本身，就表现出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科学精神，以及尊重地震死难者的人文精神。人心所向，名至实归。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北川人民的共同意愿，才是至高无上的。
   
    灾后重建已经开始，地震政治正在暗中角力，地震经济开始暗箱运行。甚至地震文化，也在灾民的痛苦之中，“主流”着感恩报恩的故事，把大灾难，变成 了宣传举国体制“优势”的大好事。这是一种残忍。中国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尊重人。5·12大地震后，缺的是问责，反思，忏悔。如果没有这些忏悔，如果没 有公正的问责究责，殁于这次特大惨祸中的北川人、青川人、汶川人、高川人和四川人，就白死了。
   
    如果今天，要把丧事办成喜事；那么明天，喜事可能，成为丧事。
   
    建议北川地震遗址公园，与大禹故里、唐家山堰塞湖和小寨子沟羌族文化，共同组成四川龙门山地震遗址公园群的核心景区。建议在曲山镇设立“龙门山哭 墙”，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一个纪念灾难而不是欢庆胜利的灾难博物馆，让天灾人祸得到真实的反映。建议以此馆为依托，发掘大禹文化，宣传生态文明，整合传统 文化的整体观和当代科学发展观，以世界最大的开放式、组群式的生态文明博物馆聚落，告慰北川罹难的兄弟姐妹。选择这样的建设理念和方案，但愿对得起大禹故 里死难的乡亲并经得往历史的检验，否则，可能还会出现更大的文化膺品和精神文明的豆腐渣工程，成为更大的次生灾害和历史笑柄。
   
    龙门山大地震的天灾人祸之后，中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后有权得到的福报，是观念的转变，人性的觉醒，人权的保障，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转型，而不是习惯性将错就错的伟光正传统的发扬光大，那样的传统，只能害人害己。
   
    5·12大灾难巳经发生100天了。北川母亲们，有权知道真相，有权依法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而天堂里的北川孩子们，在等待着、在盼望着他们鲜花一样的生命的价值，换来一个迟到的公正。阿门！
   
    人命同价，中国人并不是劣等民族。尊重生命，让我们从北川开始。
   
   
    5·12北川大地震百日祭。
   
    公元2008年8月。成都。

谭作人：见证：1989——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心，就是给予 (博讯 boxun.com)

    伴随着一滴眼泪，一支歌曲。
    ——泰戈尔《园丁集》


（上）
  
     坦克进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围坐在广场中央——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已经开始。
  
     十一时许，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远处不时响起枪声。人们席地而坐，平静，安静。广场民主大学首任校长严家其先生在演讲，民主的历史，民主的现状，民主与法 制，民主在中国……晚风吹送，严先生娓娓而谈。民主就是多数原则，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人民制约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对人 治。民主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东西。
  
     嗡嗡之声突然降临，像来自天际，有人站起来，抬头张望。你坐着，感到大地开始颤栗，紧接着，听到了你永远忘不了的声音，那是坦克的轰鸣声和高速奔驰的履带轧轧声。
  
     “路障！”有人大喊一声。路障路障路障！人们一跃而起，一声声地呼喊着，向广场西侧那辆急驰的坦克车冲过去，仿佛路障，就是自己。
  
     这是1989年6月3日，十一时三十分，在人民的大会堂面前。
  
  
     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民主与坦克不期而遇，超出了许多人的期许。大学生们都熟悉广场的历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广场就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场地。 70年来，人们追寻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于此。他们见过棍棒刀枪高压水龙，也见过致命武器，偏偏没有起码的军事常识：坦克可以对付 人群，也可以开到你家里。也许正是这不够充足的精神准备，激发了恐惧和激烈的反应。
  
     路障！路障！路障！大学生们喊着冲到广场西路和长安街上，追着那辆坦克——其实是辆轻型装甲运兵车，扔出了手里的汽水瓶、砖头瓦块，甚至，钢笔和书本。装甲车楞了片刻，突然掉头，沿着来路，向前门西大街方向，夺路而去。
  
     不用动员，没人指挥，一直没有设防的广场在恐惧之中做出了本能反应。隔离墩、铁栏杆、垃圾桶、乃至各种垃圾杂物，全被搬到路上，做成障碍物的样子。你和大 家一起搬运着隔离墩，心里想，十点钟，广场宣誓的时候，你能想到的结局是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和秦城监狱。你愿意。坚守广场15天，愿意等待这个结局，这是因 为，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刻划了你，侵蚀了你，使你以为自己是牛虻、罗亭、格瓦拉、阿莱科斯，或是保尔•柯察金，是一块注定要毁坏、中断并且奉献到祭坛上去 的肉体。也许那时，你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并不等于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国家和民族。四十年前，有人在这里大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却找不到 自己究竟“站”在哪里。1989年，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空前规模地聚集起来，终于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和意志，令世界大吃一惊！
  
     4月15日以来，超过3000名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同胞和祖国，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坚持了7天7夜的绝食斗争。他们的壮举感动了全世界，却感动不了，自 己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越过全国人大，宣布戒严北京，用军队来对付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可敬的首都人民，选择了见义勇为。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路 口，劝说并拦截着不明真相的军队，他们多次以百万人的大游行表达着民意民心：政府有错，学生无罪！令人失望的是，具有“饲养员思维”传统的政府官员从不认 错，从不“罪己”。有时,他们更像一个聋哑人，不说也不听，只会挥舞着武器，蛮干,横行。这一次，极少数人滥用国家暴力，并激发了社会暴力，致使大学生们 倡导的非暴力的和平改革遭到破坏，难以控制，对话不成，对抗不断升级，大学生和士兵们的年轻生命，正在成为政府错误的牺牲品。
  
     坦克进场，预示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大学生们围坐在纪念碑上，静静等候，他们反对暴力，也随时准备牺牲。一个半小时前，绝食团广播站一个沉静柔美的声音，已 经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意志。同学们，同学们，我们和平请愿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冷静，维护和平请愿的初衷，不要用暴力去对付暴力。 二个月来，我们坚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斗争，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广场上的人熟悉这个声音，是柴玲——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广场上另一个民主女神。
  
  
     再见了，同志们！
  
  
     广场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周围的枪声再次响起。先是远处，象除夕夜的爆竹声，一阵紧似一阵。接着，博物馆，大会堂，曳光弹平射而来，点射夹着连发，烟花似地划空而过。
  
     你在广场西北角，工自联广播车前面，数着从博物馆和大会堂黝黑的窗口里发出来的枪声——闪光过后，枪声必至。脑海中闪着观察火力点的念头，似乎你就是黄继光董存瑞随时准备去消灭火力点。不多时，就数不胜数——枪声太密，“火力点”太多了。
  
     广播车放送着“民兵训练课本”，教导人们怎么打坦克：蒙眼，掏耳，剖腹，砍腿……来得还真够快的。正想着，坦克就来了。
  
     金水桥东侧，传来坦克的轰鸣，一阵紧似一阵，广场上的人们向那里奔跑。与此同时，从惊慌奔跑的人群中，你听到坦克压死了女大学生的消息，有人说，是北师大的。
  
     身旁的喇叭响起了刺耳的噪音，突然，“民兵训练课本”变成了高亢的《国际歌》声，紧接着，这辆由公共汽车临时改装的广播车，轰地一声发动了。看着这辆公交 车转弯，掉头，拖着地上的高音喇叭，你明白了它的意思——拦截坦克，同归于尽！你追着它跑，终于抓住了车门，车门却轰然一声关闭，从驾驶室传来了诀别的喊 声：“再见了，同志们！”
  
     后来，你在电视画面中多次见到这辆公交车时，前面离它仅几十米的坦克不见了。而公交车，已不在长安街上，并被人改变了使命，成为攻击建筑物而不是拦截坦克的一个“罪证”。
  
     奇怪吗？不奇怪。伟大与荒谬是亲戚。正如美丽，在另一些人眼里总是丑的。
  
     选择留在广场上，等待最后的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广场是大学生有组织的控制区，也是大学生集体意志的表达区。这个集体意志是坚持和平请愿。非暴力，不服 从，不流血，不投降。你赞成这个理念，尽管你也知道在当时它“不合时宜”，但比起高对抗性同时具有高破坏性的街垒战来，这条失败之路可能通向另一种胜利， 而不会导致从无序走向更加无序。
  
     暴力，来自于恐惧；过度的暴力，来自于过度的恐惧。然而在当时，明白这点的人不多。即使明白也控制不了局面，改变不了局势，因而无济于事。首先，当局搞不 清状况，他们用戒严来对付请愿，用军队来对付人民，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而军队服从的是政党政治，并不是国家利益，“枪”被“党”指挥着，甚至撇开党的总 书记，执行着强行占领广场的死命令。这时候，政党、政府、国家、人民，都不见了，只有那几个人，在按照个人经验和权威作决定。在全社会的高度参与下，大学 生早已控制不了北京街头，他们只能竭力维护广场斗争的纯粹和干净。街头政治，则是一个无组织或自组织的竞技场，各种动机，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各种机会， 在混乱中交织，把天使变成魔鬼，或把魔鬼变成天使。然而丛林法则的唯一公理，是强者和王者的胜利。这唯一的强者，不是人，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杀人武器。混乱 的王者，是暴力，是超越法定程序的国家暴力。
  
     不许打人！
  
  
     上帝要人疯狂，就叫他去革命。
  
     十八年后，你终于明白：反抗暴政，不等于睚眦相报；公民有反抗暴政的自由，也有不服从的权力。而公民不服从，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而在当时，你并不真正 懂得这些道理。中国盛产革命文化和党文化，多年来，无论电影、电视、戏剧、文艺，还是报纸、杂志、文学、书籍，无不承载着一个政党的宣传诉求，充斥着革命 暴力。革命暴力，只能孕育暴政，以及反抗暴政的暴民。正所谓，仁政出仁民，出良民；暴政下，只有刁民，暴民，还有愚民。
  
     当国家的发展被一个特权集团的需求所控制，当民族的文化被一个政党的宣传所置换，当社会的价值只剩下所谓专政“精英”价值，当政党的舌头和牙齿代替了人民 的喉咙和心声，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遭到少数人拼命的封杀抵制，你就成为，这种文化的一件作品。如果顺服并且接受这种安排，你要么怯弱，要么白痴。多年的革 命教育，你只学会了模仿革命英雄，没有学会别的。所以当时，你追着广播车跑，手拿一根三尺长的竹竿，要去跟坦克拼命，不怯弱，很白痴。
  
     大约12点30分，广播车冲到长安街上，距那辆装甲车几十米，停了。因为装甲车已经被堆积起来的垃圾桶阻停，徒然轰鸣着，然后熄火了。霎时，003号装甲 车成为人们围攻和宣泄的一件物品。砖头瓦块，棍棍棒棒敲打着这个铁乌龟，点燃的衣物、棉被，马上堆满了“龟背”。人们愤怒着，兴奋着，拥挤着，像围着一只 巨大的烤红薯，只等着分而食之。
  
     提着竹竿，你摸到了铁乌龟发烫的后门，竹竿还没有敲下去，车门“嘭”地一声弹开，滚滚浓烟里冲出来二个当兵的。当兵的被车里的高温和浓烟薰得迷迷糊糊，完 全失去了自卫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里只听到夯土似的沉闷声音，没有求饶声和呼救声。
  
     你拼命挤了进去，想打人，可能还想杀人。或者你什么都没想也用不着想，大家怎么做，跟着做就行。没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十八年来，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维。后来你越来越相信，那一刻，出现了神迹，拯救了你。
  
     你挤进其中一个圈子，那当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动弹。有人还在踢他的头，有人跳起来踩他，像演武打电影。他毫无反应。你听见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着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一发力，背起他，向救护站挪动。
  
     殴打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打你，一个踉跄差点倒地。没等你跪下去，右边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你，接着，那双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躯。“不许打人”！有 人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们开始喊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在这有节奏并富有当时的广场特色的呼喊声中，在十多双手臂的围拥保护 下，你们奔跑着，把士兵送到了几百米外的博物馆急救站。
  
     后来听说，那天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当兵的，包括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士兵，流了血，没有牺牲。这是大家的幸运。
  
  
     他们都是孩子！
  
  
     快到救护站了，有人把你换下来。坐在地上，喘气。手上粘粘的，一摸糟了，肩上胸前，满身血迹，头发也粘成了血饼子。这是那个大个子士兵留下的纪念品。以后的几天里，你穿着这件可能被控为“凶手”的血衣，在这座戒严的城市里漫游，有人问，你就得解释。
  
     枪声密集响起，预示着有事发生。果然，广场西路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南退去，其间不断有人倒地。当时无法判定，这是中枪还是摔倒。你迎着溃散的人群向北走，直 到看到西长安街，密密麻麻，都是军人的身影。这些黑影中，至少有五、六支枪口在吐火，射击。这是文革武斗以来，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人开枪，没有向着天 空，而是向着大地和人群，打得广场地砖火星直迸。
  
     多年来，你面对危险或是危机的处理经验，就是正视。缓慢地，镇定地，迎上去，看清楚，正视。无论小时候被群狗追逐，还是后来多次面临群殴场面，镇静，是你 的唯一武器。所以，你缓慢地，迎着正在喷吐的枪火，走上去。广场西路已空无一人，在西长安街火光的映照下，你看到了那个令你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个短发白衣 的女人，一个人站在西长安街口的拐角处，前仰后合地比划着，你听她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你迎着她走上前去，边走边想，开枪的，不也是孩子吗？
  
     西长安街，全是军队组成的步兵方阵，望不到头，看不见尾。方阵上空响着口号，十分整齐。“动乱不平，决不收兵！”“如若阻拦，坚决还击！”“严惩暴徒！” 等等。突然一声哨音，部队就地坐下，现出一片整齐的钢管森林。这是建筑工地常用的2米钢管，现在靠在士兵的肩头上，伸向广场的夜空，展示着比步兵武器更直 接的一种暴力。你想，国庆游行，如果把士兵手里的步枪，换成大刀长矛，或者钢管铁棍，可能更威风，更有震摄力。暴力，来自原始；越直接，越原始，越能摧毁 文明。在这接近原始暴力的步兵方阵中，在钢管树阵之间，突然响起了“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一类的军营歌声。这是各个连队之间在拉歌，鼓舞士气，作战斗 前的精神准备。
  
     那个女人已经到了军队的散兵线前面，连比带划地诉说着。你情知不妙，趋身上前，还没走拢，就见她被几个士兵挥起枪托，打倒在地。你把她扶起来，才看清楚，这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胖胖的圆脸上满是血迹。他们打我。我看见了。别理他们，我们走。
  
     广场方向，有照相机的闪光闪过。接着，跑来几个大学生，还没跑到散兵警戒线，就被冲过来的士兵打倒了，至少有两个照相机被当场砸碎。几个大学生被士兵扭着 胳膊架走。其中一个学生，匆忙往你手里塞了一把东西——一张名片和一个红布条。名片上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后来丢失了。红布条，你至今留着。
  

（中）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冲着那个越过全国人大的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来到北京，准备在这里抛洒你的一腔热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让人以为，为了国家民族 的进步，为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早日到来，任何牺牲，都值。在当时，这是最后一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选择。所以你来了，带着眼睛，手捧着心。
  
     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广场上游荡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京前餐馆”的小店吃了第一顿饭。餐馆老板20多岁，一口京片子。他见你一边喝着啤酒，一边 记着笔记，便上前问，是记者吧？接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动而不乱的北京，和令他敬佩万分的大学生。正是在他嘴里，你第一次听到北京“小偷罢工”的消息。
  
     邻座五个大汉正在吃饭，老板说是“雷子”，却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接着，他拎出两瓶啤酒，要请客。见你谢绝，他说，请老师写几个字，写“北京市民死磕 队”。说着拿出半截白床单铺开。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死磕”的意思，急得老板连比带划，才搞清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队”，大概就是敢死 队的意思吧。
  
     没有毛笔，就手抓抹布蘸着墨写，一气呵成。未了，老板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写上去。“跟丫的”是什么意思，更难解释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 就得办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写了。半截床单变成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北京市民死磕队——跟丫的死磕！人民必胜！旗帜展开，包括那五个大汉，齐声 叫好，小店里响起一片掌声。
  
     后来，在广场上，在帐篷村，你多次见到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下面，是一辆免费送饭的平板车；“旗帜”旁边，是这位年青老板——当时叫个体户——的幸福的笑脸。
  
     自此15天后，6月5日，你见到了另外一条白布标语。标语下面，是一位15岁的北京女孩的脑浆和鲜血，血泊中泡着一只白色女鞋。离地1.5米的墙上和报 亭，密集分布着38个弹孔，背对着复外大街。人们说，当兵的追进小巷，从里面往外面打，女孩躲在报亭后面的死角里，被削去半个脑袋。这是一条居民小巷的巷 口，复外大街22#楼西侧，巷口悬挂的白布横幅写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挣脱了樊笼的国家暴力的利爪，给古城北京抓出来的伤痕之一。这个案例表明,在崇尚暴力的铁血政策下，人民处于弱势。
  
  
     坚守，还是撤离？
  
  
     像一缕游魂，你在黑暗的广场上飘来荡去，哪里有枪声去哪里，可是子弹抛弃了你。丧钟没有为你而鸣。
  
     躺在广场地砖上面，你摆出一个“大”字，双目紧闭，休息。广场北面传来骚动和响声，站立了五天的民主女神轰然倒地，预示着,一个结束正在开始。
  
     那天黄昏的晚霞特别壮观，你满心感激着这最后一天的美丽，于是给广播站送去纸条，要求播放《让世界充满爱》。不久，广播里传出寻找歌曲磁带的呼声。你想 象，歌声响起的时候血肉横飞的场景，以及，嬉皮士给警察的枪口上插满鲜花的那种美丽。歌声终于没有在这个注定进入历史的广场之夜响起，此刻，只好躺在这 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唱：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
  
     “明天”到来的方式很奇特：熄灯。
  
     凌晨4：30分，在再次广播了《紧急通告》后，广场上的灯光全部熄灭。恐惧随着黑暗降临。有人点燃了垃圾。像战士牺牲前，总要先砸烂武器，有人把收集起来 的棍棍棒棒扔进火堆，烧了。围坐着3000~4000名大学生的纪念碑底座上静得可怕，大家在等，等那最后时刻的来临。
  
     大会堂前，聚光灯开亮，照着一个步兵方阵。方阵闪开之处，一只小分队，弓着腰，端着枪，直插纪念碑而来。瞬间，散兵线包围了纪念碑，有人喊话：市民都出 去，离开这里！士兵们开始动手，把不象学生的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推出去。不一会，就有人拎着衣领，把你推到了包围圈外面。被拉出来的市民并不走开，他们站 在包围圈外面，齐声高喊：学生无罪！学生无罪！
  
     有人对着纪念碑碑体射击，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哑了。然而坐在底座台阶上的大学生们，一阵骚动之后，仍然坐着，沉默不语。你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战胜了恐惧。这时有人建议表决，以喊声来表决留守，还是撤离。
  
     其实这类的广场表决，早在“戒严”第一天就预演过了。5月22日，“广场将遭到空降袭击“的传言不径而走，动摇着大学生们坚守广场的决心。这时，绝食团广 播站在广播里举行了公开辩论。正在“坚守派”和“撤离派”难分胜负之际，广场西南角悄悄出现了一支队伍，打着横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站立。 人们走近一看，好家伙，全是新闻媒体的国家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掌声响起！大学生们热泪飞迸！北京市民 组成的摩托队，插着旗，编着队，绕场巡行，给大学生壮胆打气。那时起你开始相信，中国的光明未来，要靠知识分子。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感天动地，就是没有感动政府。当时，你的母校华西医大，老师们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是：“课，我们可以补！”而你的右派父亲工作 的学校，四川大学的老师们更直接喊出：“我们就是一小撮！”应该相信,无论将来社会怎样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民族挻直的脊梁，是可以信赖的社会良 知。
  
     你没料到的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被集体收买并集体作弊，成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和极少数人欺负没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帮凶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 分子就摆脱了千年传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型：从此没有善恶是非对错，只有贫富强弱输赢，以发财致富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为终极价值。首先坏起来, 才能富起来,不能富起来,也要坏起来。这是悲？还是喜？你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放弃理想和价值的坚守，无异于犯罪。广场的坚守意义，就在于精神的守持。这一 代大学生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坚守。守住的不是广场，而是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发展中的中国,最为欠缺的东西。
  
  
     没有敌人和仇恨
  
  
     大学生“留下”坚守的选择刺激了“清场”的士兵，他们开始对纪念碑体密集的点射，来增加压力。你仿佛看见，纪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圆睁着困惑的双眼。因此你穿过散兵警戒线，又一次回到了纪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记得13岁时，文革变成了武斗，你躲在家里看书。《巴黎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国大革命》、《世界通史》，在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完成了你 的启蒙教育。那时，中国整个是革命大熔炉，50多年的党文化熔化了个人，铸成了集体——镰刀与斧头，或者剑与犁，不是齿轮，也是螺丝钉——总之都是铁做 的。所以不少人羡慕“老一辈革命家”赶上了好时光。“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生活”，却夺走了我们牺牲的机会。因此，文革中的红卫兵，赶着趟的争相赴死视死如 归。那时个人的最高价值，只是奉献生命，而不是丰满美丽人生。
  
     选择重新回到包围圈里，主动去承担危险，说不上有什么英勇，但很有意义。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都毫不犹豫地跳进大火，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把自 己还原为人。6月2日，当广场的坚守已十分困难，而当局的镇压意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文学博士刘晓波，与侯德建，周舵、高忻发起了新一 轮的绝食抗议。“广场四君子”的《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起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 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 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八九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急公好义，具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而且思想深刻，目光远大，完全能够担当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使命。事 实上，任何史家都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六•四运动，以石头翻身引起的雪崩效应，关闭了冷战之门，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逊于那倒塌的 柏林墙。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人民可以选择政府，而政府不能选择人民。就法律的意义而言，主权在民，人民可以做不被禁止的事，而政府不能做不被授权的事。这是“人民 共和国“的基本常识。“共和“的意义就在于，人民应该选择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接受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 “拥有国家“的情绪化的威权政府，它象一个封建家长，威严有余，信心不足。常常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推给人民，推给人民中间永远消灭不完的“一小撮”。 因此，一九八九年，仅凭着几双干枯的手，就又一次关闭了中国人民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
  
  
     射向纪念碑体的跳弹，不时制造着新的伤员。不一会，四个人抬着一个脖子上喷血的学生，从纪念碑顶层跑下来。出于医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开路，带领着他们去 博物馆急救站。到了那里，你傻眼了：长期停在那里的几辆救护车，不见了！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你们拼命呼喊着，寻找着。
  
     那天晚上，广场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前面的临时救护中心。一整夜，警铃声声，车轮滚滚，不停地转送着广场伤员和来自周边路口的伤员。而现在，它们竟 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广场北面望去，没有看到救护车，却看到了坦克车和装甲车。在初现的天光辉映中，一字排开着大约四十辆装甲车，像一群蹲伏着的怪兽。
  
     突然，怪兽们一声嘶吼，发动机喷吐的浓烟，顿时遮暗了初现鱼肚白的天空。
  
  
     九个太阳
  
  
     你紧盯着200米外的装甲车，下意识地数着，刚数到第28辆的时候，它们轰鸣着，隆隆向前开进了。这时你想到了帐篷村，和熟睡的孩子们。
  
     广场熄灯前，你又一次走进帐篷村。因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坐在纪念碑底座上，而是呆在帐篷里休息。狭窄的过道里，你听到从帐篷里传 来的鼾声，还有轻轻的谈话声。你来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帐篷前，听到传来交谈声：你什么时候回去？天亮就走。回家吗？回学校。
  
     几天前，这个帐篷里传出来的是早期的摇滚乐声。当时六个年青人拍打着脸盆、背包，唱着《九个太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尾声：哦……哦，九个太阳！哦……哦，九个太阳！你依窗望着他们，不由热泪盈眶。
  
     现在你没有眼泪。十个小时你没有流过一滴泪水。你只是纳闷。
  
     你没有看到有谁在检查帐篷。当你还在想“帐篷里还没有人”的时候，装甲车已经到了面前，并且快速越过你，推进到纪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随着加大马力的轰鸣 声，把碗口粗的铁旗杆推到了。中间几辆车，把帐篷顶起来，蒙在头上前进。这时纪念碑上，还有超过2000名大学生，周围，还有不少学生和市民并没离去。而 你，站在广场东路，博物馆前面，眼见装甲车队越过你，一直前进。车队开过，车队后面的帐篷村，矮了一半。
  
     现在想来，争论这个细节已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杀没杀人，而不是杀多少人、怎样杀人和在哪里杀人。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杀人，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更加 重要的，是杀人过程中双方乃至多方应检讨的过失和责任，包括良心和道义的责任。没有这种检讨，所有牺牲的人——包括大学生、士兵和市民，永远不会闭上眼 睛。
    
     杀死李鹏！
  
  
     有秩序的广场撤离开始了。说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围困，东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况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后一刻，的确和平，有序。
  
     士兵们采取了紧逼战术。大学生退出一层，士兵们占领一层，不多时，纪念碑上已全是士兵。为了搞清状况，你甚至爬上了一辆装甲车，看到大学生撤退的头队，已到了前门大街，扫尾的刚出了包围圈。人数估计有1000多人。时间是6月4日凌晨，五时十分。
  
     你跳下装甲车，去追队伍。早起的市民向广场拥来，他们表情沉重，却鼓着掌，夹道欢送——不，是悲送你们。你追上队伍问，后面还有人吗？有同学答，还有人在 纪念碑上，他们坚决不走！这时，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女生冲出队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三个女生去拉她，她却抱住道旁的小树，死不起身！两个男生又过来 劝，也拉不起来。几个人蹲在地上，哭成一团！
  
     这时你听见了你喊的却不属于你的嘶吼声：杀死李鹏！杀死李鹏！杀死李鹏！大学生们跟着，喊了三声。队伍继续向前门行进。
  
     这时你相信，此刻如果有个代表李鹏的东西站在面前，无论它是一个士兵还是一辆坦克，你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它。如果手里出现机关枪，你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 机。此刻，你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向精神暴徒的转变。再跨半步，你就是街头暴徒，就是暴政制造出来的暴民了。如是，你输了，手握权柄和武器的人，赢了。
  
     多年后你想，其实这场“动乱”正如那个人所言，是早晚要来的。这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大循环，近一百年来的社会大变革，以及四十年来的国家发展史的必然的 历史节点，是中国社会进步历史改写，以及世界历史的上升阶梯。李鹏和赵紫阳，包括邓小平和胡耀邦至多是其中的一些诱因而已。可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大机 遇，被一心为私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艰难改革，被自私的人们推给了下一代人。近百年来，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真正重要的推手，是人民 选择制度和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没有得到体现，更没有得到保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没有切切实实的还权于民，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大学生乃至各族 人民，将会成为牺牲。
  

（下）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枪！
  
  
     前门大街，一支部队正在向东奔跑，这是去“堵口子”的队伍，填补学生们退出后的广场东路。而市民们追打着他们，扔着砖头瓦块，他们毫不理会，只顾跑。一些 士兵身上，血迹斑斑。还有两个掉队的士兵，抬着箱子，喘着粗气，一瘸一拐地，被人围打，逼上了街沿，躲进了小院。
  
     回望广场，火光熊熊，浓烟滚滚。你担心着纪念碑北面，那留下来的同学们的命运，却又无力帮助他们。一种失落感痛彻心肺！
  
     天色已经大亮，大学生的队伍正在远去。你慢慢走着，脚步沉重，心中茫然，万念俱灰。
  
     在石碑胡同南口，你被一群人截住了。早起的市民围住你，询问浴血的广场之夜——你双手血污，满身血迹，似乎成了血战的证明。你平静地讲述着。一位戴眼镜的 中年人，不停地抹着眼泪，然后说：请相信，有一天，我也会拿起枪的。他掏出了自己的证件：×××，武警中校。你哭了。十个小时以来，你第一次哭出声来。你 蹲在地上，哭，一个女大学生揉捏着你的肩膀，劝你。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住在附近，半夜里，才被家里人从广场上强拉回去。劝不住你，大学生也哭起来。 一个警官，一个大学生，还有你——已在华西医科大学工作十年的临床医生，各自捏着自己的证件，抱拥着哭成一团！
  
     其实你哭，不是悲痛，是感动，是人性臻于善境的满心感激。
  
     前门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有人扶着一位头上流血的老太太奔过来。武警中校和女大学生招呼住一辆环卫工的平板三轮，帮助你把老太太扶了上去。
  
     坐着平板车，扶着老太太，你来到不远处的红十字医院。医院里遍地是人，诊断室、门厅里、过道上、天井里，躺满了受伤的人。当你把伤员交给大学生志愿者，离开医院时，又有几拨伤员送来。前门方向，枪声不断。你明白了，暴力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开始。
  
  
     北大的精神气质
  
  
     按照事前约定，打散以后，到北大某楼某室会合。你拖着双腿，向北大方向走去。手里高举着，你在急救中心门厅里匆匆写就的标语：今晨7点，军队还在前门屠杀市民！！！严惩杀人凶手李鹏！讨还血债！一些路人，讶异地看着，有人在拍摄你。
  
     此刻的你，早已没有了思想。在精神上，你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暴民。你心里反复叨念着，是金斯堡的名句：我披头红发升起，我吃人如呼吸空气。双手举着牌，一 路来到宣武门。几个上班的工人拦下你，问清去哪里后，争着用自行车驮你，把你送到了学院路。北钢学院，哀乐声声，门前摆着花圈和罹难学生的照片。走不多 远，一位大学生过来问：广场下来的吧，先去休息休息。一路把你领到了林业大学。宿舍里，同学们拿来了牛奶和面包，可你喉咙冒火，难以下咽。你讲述着“清场 “经过，十多个同学和老师陪着你，抹着泪。
  
     后来，北京林业大学这位赵同学借来自行车，把你驮到北大某楼某室，找到了全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同志。用了一个多小时，你向他（她）们完整叙述了广场的一夜， 并且说出了你的初步估计：这一夜双方的死伤，至少1000人。北大同学，外地同学，还有一位女老师，端来开水拿来饭菜，招待你并为你放哨，让你休息。
  
     终于，你来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北大三角地。你感到欣慰的是，三角地对暴行作出的反应，一夜之间，这里贴满了公开声明：退党，退团，女的剃光 头，男的留胡须……虽然第一次见面，虽然第一次来这里，你却感到，北京大学，象家一样，亲切、熟悉。也许，你们有着同一样的爱；也许，你们追求的，是同一 样精神气质？
  
     风声越来越紧。有人说，军队要来清校，所以不准收留外地人。深夜，你被转移到北大招待所，那里是外地同学的大本营，因为害怕被抓而来不及说出真相，所以你 对着两个录音机，再次陈述了你所看见的事实，并坦言，对这一切言论，承担责任。来京半月余，你以真姓名真证件真面孔，真实的想法和目的，真实地生活在这座 城市，打量着这座城市。你的手，没有沾血，也不是黑的，一直都不是。
  
     那一夜，老天爷忍了很久，压着呜咽，然后淅淅沥沥，开始小声哭泣。雨水，悄悄冲洗着血迹和城市的伤痕。远处不时传来枪声。
  
  
     走，咱们别理他们！
  
  
     6月5日，雨过天晴。一觉醒来，人们的惊慌还没有消退。传闻，北大今天要军管。你不愿束手就擒，所以一大早就离开了。
  
     一夜休整之后，体力基本恢复，沿着海淀路南行，不知不觉已到甘家口。日上三竿，又饿又渴，买了几只蕃茄，坐在路边，吃。四个人围住了你，干嘛呢？吃饭。哪 儿来的。成都。干嘛来了。旅游。“站起来！”一声大喝！你慢慢站起来，干嘛？问你呢？说着就动上了手，要搜身。你拼命抗拒，双手已被扭到背后。干嘛干嘛！ 跑过来几个行人，和这几个人推搡起来。一个国字脸的大汉围护着你突出重围。走，咱们别理他们。“咱们”拉着你快步离开“他们”，其它行人用力拦住了那几个 便衣。
  
     你得把衣服换了，他说。低头一看，可不，满身血迹，凶手似的，走不多远就会被抓。这位工人大哥把你带到甘家口百货商店，给你买了一件肉色的衬衣，16元。 正掏钱，被你止住了。我还没谢你呢，咋能让你买。你说。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位工人大哥至少救了你两次命。上午在甘家口，把你从便衣手里救出来。下午在西单 路口，如果你穿着那身血衣，定会被当场打死。
  
     可惜，你没有记下这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但你知道，北京工人和北京市民，是世界最好的人。89年的北京，透着圣洁，闪着人性的光辉和美丽。谢谢北京！
  
     后来的一整天里，你巡视着曾经的战场，抚摸着北京的伤痕。直到你被打负伤，送进医院为止。
  
     在军博，你跳上6月4日下午毁损的装甲车队，焚烧的浓烟还没散去，而70余辆装甲车被毁损的原因，至今未明。
  
     在木樨地，一个小小的地铁窗，密布着二十多处弹孔，靠在旁边的一辆自行车的钢管上，洞穿两处。在燕京饭店，五楼至六楼之间的墙上，六十多处弹孔历历在目。 看来，以地下到天上，无处不遭射击。复外大街一路走来，所有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车都弹痕累累，且遭焚毁。正面受到攻击可以理解，然而街道两侧建筑物，都遭受 过弹雨的洗礼，子弹飞进居民家里，令人费解。
  
     “人民军队人民喂，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叫它它不应，党叫咬谁就咬谁。“当时的广场民谣，真切地反映了没有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的职能，己经被严重扭曲。军队，成了少数人的工具和武器。
  
     这是一座受到了侵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忠诚儿女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反抗过侵犯，拒绝了屈辱，保卫了一座城市的尊严。但他们，至今仍顶着“暴徒”的恶名。这座城市，不应该忘记他们。
  
     “战况”的惨烈在复兴医院得到了你亲眼的证实。这是距木樨地最近的一家街道小医院，没有胸科和脑科，只有普通外科。一位护士说，当晚，至少有一百多个颅脑 外伤和胸腹贯通伤伤员。在此作了简单的包扎或止血处理后，被立即转送出去。即使这样，这里当晚就停放了四十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送来时，已经断气。有些家属 害怕受到清查，连夜就把尸体领走了。现在临时改作太平间的大教室里，并排躺着的尸体，是三十八具。这仅仅是在一个路口一夜之间发生的情况。北京，究竟有多 少个这样的路口呢？
  
  
     人啊“人”
  
  
     从军博到木樨地，绕过复兴桥，沿着复外、复内大街。你踏着遍地瓦砾，向广场接近。你步行，在空无一人的死寂的大街上，像穿过大战之后的废墟。
  
     西长安街像战场，每一个路口，都堆积着焚毁的车辆。地上砖头瓦块铺了密密的一层。这时你才明白，真正的“战场”，不在广场，而是在整个北京。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市民还是士兵，都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下午5点，在六部口，首都电影院前面，你见到一辆烧毁的大轿车横在路上，还冒着烟。你转到轿车的东面，看到了一个悲惨万分的场景：一具焦碳似的尸体，伸开 两腿坐在地上，靠着轿车的车轮，远看，像一个人在休息。然而，这个曾经的人，昨天的士兵，已经难以辨认。“他”的皮肤像大火烧过的树皮，低垂的光头上盖着 军帽，胸前堆着，自己体内流出来的肠子……，你受到震憾，立在那里，足足站了十多分钟。这个造型如此熟悉，使你想到了成都画家苟乐嘉的一幅名画《人》。
  
     《人》的创作年代是文革后期，反映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宋立本被对立派的中学女红卫兵抓住后，练刺刀，挖膝盖，点天灯的惨景。被虐尸后的“宋立本”，靠坐在那里，尸体摆成一个“人”字型，无声地控诉着另一种“人”。
  
     眼前这位士兵——后来知道是“共和国十烈士”之一的刘国庚，在文革整整20年后，坐在西长安街上，用自己凝固的躯体，又一次发出了声音：为什么啊，人？
  
     为什么，人们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仇恨，对立？为什么一夜之间，军队和市民，学生与士兵成了死敌？为什么，人们忽然都成了暴徒，而把人变成暴徒的那些人，却从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啊？
  
     强者的残暴只能换来残暴，而弱者的残暴，往往触目惊心。
  
     强烈的阳光下，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你和他在对视，倾听。你噙着眼泪，向“人”鞠了一躬，心里百感交集！
  
     两天前，就在这里，在六部口，你和大学生们站在一起抗击着暴力。6月3日凌晨，一辆载着武器的大轿车在六部口被截停。为了防止武器丢失，大学生们上了车， 坚守了二十多个小时，直到一车军火被安全转移。面对汹涌而至的人浪，大学生们手挽手围在大轿车前，你也挽起了大学生的胳膊，守护着大轿车，守护着八九民运 的底线：非暴力。事后查明，大轿车上，装载着机枪×挺，手枪××支，冲锋枪×××支，子弹×万发，电台×部……这些军火如果流入市民手中，不可能帮他们 “打赢战争”，却很可能造成市民和士兵的更大牺牲。
  
     暴力的逻辑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当有人轻率地释放着国家暴力，又怎能指望，它会与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暴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勿庸讳言，社会暴力是一种无序的社会破坏力，是有序的国家暴力压制的对象和存在的依据。然而，当国家暴力脱离了正义的目的，背离了国家利益，抛弃了法治的 轨道，而沦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它就成了比社会暴力更加可怕，更加危险的破坏机器——因为国家暴力破坏的，往往是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文明社会的核心 价值。
  
     曾经，鲁迅先生不愿意忘却的纪念，是段麒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在那47名殉难者当中，有先生敬重的青年学生。据说，当时不在北京的段麒瑞知道自己的 手下开枪打杀了大学生和市民，竟在地上长跪不起，磕头谢罪。段后来很快退出政坛，在天津当了寓公，并从此终生吃素，不沾晕腥。
  
     知道羞耻，知道忏悔，段麒瑞在怜悯别人的同时，救赎了自已。
  
  
     感谢北京
  
  
     枪声再次响起。从复兴门换防回来的装甲车队，远远地已经发现了你。你缓步跨过大街，在西单路口一棵大树前面坐下。当兵的没有放过你。五、六个士兵围上来， 刚问两句，就枪托横劈，把你打倒在地。捣蒜式的打击落在背上，开始并不感到疼痛，甚至还有些舒服，不多久，你就喘不上气，意识也有些迷糊了。迷糊中一闪 念，幸亏，换下了那件血衣……
  
     后来在北医大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的是：肩、背，右下8、9肋软组织挫伤。脾破裂？气胸？处方是留观一夜，红药一瓶。医生好心劝你，能走尽量走，因为，部 队每天来医院，抓走伤员，提走病历。搞过十年外科临床，你清楚外伤和内伤的关系，不想冒失，所以仍在医院呆了一夜，第二天才离去。
  
     难忘的是，当你倒在地上，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之时，西单路口探出几颗头来，向你招手，要你爬过去。这时你开始感到剧痛传来，已经动不了了。士兵们刚一转 身，两位市民就沿着墙根爬过来，从地上架起你一路飞跑，一辆板车早等在那里，他们七手八脚把你甩上去，大喊着“闪开，闪开”，把你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
  
     你没有来得及道谢，甚至，连救你的人们的长相，也没有看清。
  
     这就是89年的北京，人类的丑恶和人性的美丽交织在一起，都充分表现出来，释放到了极致。15天来，你看到了太多的混乱场面，而永远感动你的，是街头救 助。那奔跑着，挽扶着，呼喊着，围护着的救死扶伤的场面，成为北京街头最为壮丽的人性景观，长留在每一个目击者的心里。那些日子里，你救人，人救你，人们 互助互救，活得真实，一种崇高净化着人，提升着人，使人们在街头成为兄弟。
  
     十八年来，你无数次冲动着写作的念头，无数次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字。因为长期以来，你只是一个用脚来写作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和讲述者。你对写作，没有自信。
  
     但是这次，你要写要说了。这要感谢一位叫做马力的香港先生，因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侮辱了你的智力，践踏了你的记忆。他让你 想到了恶，而不是美。你要告诉他，你想记住的，只是美。八九年，是中国当代史上的美丽；八九年的北京，更多的是真理的价值和人性的光辉。
  
     因此你说了。你说了，不为拯救灵魂，只为感谢人生，感谢北京！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车上，你拿出了笔记本。上面记着，5月21日，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纪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诗《对话》。八九民运，从对话的初衷走向对抗的结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可以反思。然而《对话》的精神，却永远是那么美丽！
  
     所以在西去的列车上，你给大家读了这首小诗，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最后美丽的深深感激。
    
  
  
     对 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2007年5月22日 成都

明报：铁窗撰万言书谭作人拒屈膝

【明 报专讯】「让我们站说话，哪怕腰酸背痛脖子冷，也决不把头缩回去，决不！」四川知名维权作家谭作人在被捕前，曾替友人的新书写序，掷下重若千钧的一句。他 因发动5．12川震豆腐渣校舍调查，2009年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监禁5年。川震4周年临近，谭作人的妻子王庆华说，丈夫是个誓言把真话 说到底的政治犯，在3年零1个月的牢狱生涯中，从未向铁窗低头，最近一年在牢中更提起笔杆，写下近两万字的申诉书，继续挺腰「站」宣读自己的无罪辩护。

妻﹕他是真话说到底的政治犯

根据谭作人的《四川地震死难学生调查报告》，川震共5781名师生死亡，其中过半被豆腐渣校舍埋葬，此后，无数家长在警察围堵中连年上访，可是至今仍未有官员因劣质建筑被问责，谭作人的家人反变成政治「难属」。

未有官员为劣质建筑负责

长 时间受监控的王庆华上月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说，她已超脱了坚强的境界，「在中国，政治犯的妻子是最好当的，经济（贪污）犯的才难做，她们时刻睡不，想：他 到底有没有做过？在什地方也抬不起头来。我，却早已知道是冤枉他的了」。作为「难属」，「一个难属应该是怎么样？可怜巴巴的？呼天抢地的？把头发扯乱了， 大呼冤枉？我过得好好的。」

居于成都的王庆华每月要长途跋涉，赶往逾140公里外的雅安市监狱看望丈夫，「那里只有他一个政治犯，自从去年初，看管的非常严。」任何人要探望谭作人，必经当局审批，由王庆华陪同，连谭作人的亲兄妹也不例外，表亲、朋友更是不可能探监。


妻自诩秋瑾跟狱官谈法治

谭 作人2009年获美国《时代》周刊选为维权英雄，王庆华说，牢狱把二人的关系由爱人转为战友，「他觉得我需要安慰，但我不需要，我是属于秋瑾那一拨的 人」。接触过王庆华的维权人士、律师都说，王庆华总是不按常规、主动出牌，她主动要求去见监狱的科长，把烟抽出来，你一根我一根地抽，1小时20根。科长 谈到中国是法治国家，王庆华不同意，「本来只谈风花雪月，但科长说法治，我便一定要谈意识形态。如果你说是法治国家，你不觉得谭作人他冤枉吗？他能判刑 吗？他笑，笑得很尴尬。」

「我 说，你们工作最大的努力就是，把他的精神思想改造，改造到跟你们差不多，这是第一。第二 ​​，就是尽量让他平安健康，还有没有第三要补充？科长说：『我也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王庆华称丈夫不属于劳动改造，是思想改造，但以谭作人的性格， 你要思想改造他，他必然反过来教育你。

世 界各地许多支持者的明信片和信件，每逢敏感时节，便如雪片般，从澳洲、法国、英国、美国飞到监狱，但全被当局扣下，「他说知道，就凭感觉。」幸运的是，谭 作人在狱中没有受到欺凌，「但很少跟人交谈，怕害了人家」，就连夫妻隔玻璃窗的谈话，也是受尽限制，「只能风花雪月，一谈王立军，电话就断了」。

监控严密谈王立军即断通话

「谭 作人坐牢坐得太老实，不聪明。他每月只能在里面花100元，我叫他如何如何耍手段，花多点，他还没听完，就说：我知道，不行！」这些年来，固执的谭作人在 狱中亲自执笔写申诉书，「一万多两万字，很想把它交到我手上，怎也拿不出来。」她说，如果上呈监狱，层层审查，不知等到何年何月，「我叫他偷偷交给放出来 的人，他 ​​又不肯，觉得偷鸡摸狗！」

坐牢「太老实」月花100元

这份连王庆华也没看过的申诉书，主要不是要求提前出狱，而是无罪辩护，「坐牢就是他的工作，要把道理讲清楚」。谭作人的申诉书愈写愈长，最近又加了很多内容，比如指控当局曾派人到谭家爆窃，偷走了电脑，然后用里面的资料起诉他，「他们本身就是违法的」 。

曾参与调查豆腐渣的四川维权人士王笑冬慨叹﹕「谭作人是一个我最敬重的人，许多人却忘记他了。」王庆华说，谭作人出来后，还是会走那条路，「天天给你洗脑，对政治犯是一点没有用的」。

明报记者

川震4周年【系列之二】




辩民主生情愫谭妻叹民心不如昔

【明 报专讯】上世纪80年代，自由思潮在全国蠢蠢欲动，王庆华说，谭作人当年是文学青年，整天跟同道中人高谈阔论，批评时政，「他们老是忧国忧民，我也属于其 中一个。他当时属于比较思想开放、激进的那种，是理想主义者，视金钱如粪土那种」。在那些充满激情的论争中，两人渐渐堕入爱河，「大家互相都非常有好感。 结婚很简单，他说：嫁给我吧，好吗？」

八九爆民主思潮谭即离公职

80年代末两人结合时，「我们原本都是体制内的人，我在邮电局工作，他是医院的麻醉师，我们臭味相投，无论是公益方面，还是社会现象，都会讨论，有时还会吵架。」

1989 年，在中国共产党最忌讳的那个春夏之交，酝酿多时的民主思潮终于大爆发，「我们不喜欢给共产党打工，谭作人比我果断，单位不让他辞职，他就直接跑了，还说 我是体制内的，他是体制外的，不是一个战线。我当时出不去，申请辞职，就是不批，一直拖，我只好自己跑到深圳去。」

王 庆华记得，「89年5月份的时候，听说天安门有动静了，人家要撤，他却要跑去（北京）了，我想，完蛋了。」她当时还在邮电局工作，负责发电报，「那时排了 很长的队，都是学生发电报回家，还有家长发电报，叫孩子回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个男孩，在电报上写：『爸爸妈妈，原谅儿子，忠孝不能两全，我走了。』 写得很决绝，我问，爸妈既然要你回去，这封电报不如不发吧？他就说：『不发，不足以表达我的决心！你怎么看？ 』我说，我像你那么年轻，我也走了。」

追查中撰八九回忆成判刑借口

5．12之前，当年的文学青年全力投入推动中国的环保事业，川震后，中国政府把死难学生数字视为「国家机密」，谭作人一边冒险追查，一边写下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回忆，那篇知名的〈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不幸成为当局对他判刑的借口之一。

转眼30年过去，王庆华感慨社会民心今不如昔，「现已不可能有当年那批大学生了。现在的孩子保护自己比我们好得多，我们那代就是很赤裸裸……」




偏向虎山行轰动国际《时代》封「维权英雄」

【明 报专讯】随政治犯的人数不断增加，中国政府每年的维稳费已猛增至千亿元计。时事评论员刘锐绍指出，其中最为知名的数名政治犯，包括刘晓波、谭作人、赵连 海、陈光诚、黄琦等被判刑时，都曾轰动国际社会。刘晓波被判刑时美国大使馆在庭外抗议；谭作人被判刑时，德国也派代表到法院外声援，美国《时代》周刊则评 选他为中国维权英雄。

刘 锐绍表示，谭作人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维权者之一，在于川震的「豆腐渣死亡人数太庞大，他的民生维权非常有建设性」，推动往后全国对学校建筑质量的重 视，「但触及太多官员的乌纱帽，所以被政治判刑」。谭作人被捕前，官方早已发明确警告，他仍偏向虎山行，刘锐绍说，这种人古代可称为侠士，也是他赢得海内 外尊重的重要原因。


《明报》2012年5月10日川震4周年系列之二

李承鹏：写在5.12的爱国帖

那年油菜花比往年晚开了整整一个月，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那时人们还相信专家，专家说花期推迟很正常，青蛙上街很正常。那天我正在书房赶一篇文章，地动时还以为家猫在脚下调皮。直到满书架的书往外飞，才明白是地震。

大楼摇晃、灯杆倾斜、天边发出异光，总之那个景象十分特殊，像末日降临。我拼命冲下楼，地面像煮沸了一样抖动，地面下像有无数双手在抓脚后跟，好容易跟一些邻居逃到小区外空地……慢慢地才知道都江堰死了很多人，北川已封路了，血浆都不够用了。那时我正处于一个爱国青年的尾声，纠结处热情最为猛烈，我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要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我在头晚到处张罗捐款后，次日清晨与唐建光、郑褚进到北川。

可是，我在北川一中面临着人生很大的一个困扰。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五层高的新楼倒塌后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而几十年前修的旧楼竟没有倒塌。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楼房脆得像饼干一样且建渣里面没什么钢筋，连一楼的学生都没来得及逃脱。一个妇人一直在我身边走来走去，她已不太哭得出声，只指着那堆很渺小的建渣：看，那是我娃娃呀，手还在动，她还没死，但是我扯不出来她啊……那个情景令人崩溃，我看得见那个女娃娃碎花衣服的一角，还有其他孩子的衣角，他们中很多还在动，可按部队命令我们不能上前，因为过脆的废墟不能轻易站人，否则会引起二次崩塌。就这样眼看孩子们的身体还在动，与那些石头一起，慢慢变冷，而我们无能为力。

在此之前我还是个爱国青年，我相信生活的很多不幸是敌对势力造成的。我在球评里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这些总打败中国队的家伙是南京大屠杀的后裔。我骂过CNN长了口蹄疫，因为蒂弗莱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暴民和垃圾。我也不反对抵制家乐福，觉得这一个侧面也可唤醒民主意识。我家离美领馆很近，99年美国导弹轰炸我驻南大使馆时，我也在美领馆外高举过抗议的拳头。同年前往美国采访时，我写过一句“像一枚导弹打进美国本土”，深觉这句子十分有力。

可站在北川学校废墟前，我很困惑。我还坚持过去一些爱国观点，但开始明白建渣里的钢筋并不是帝国主义悄悄抽走的，那些孩子也不是死于侵略者的魔爪，而死于自己人的脏手。我更困惑的是，为什么911死难者都有名字，而我们的孩子没有名字。我认为我们当然要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可另一方面，长城也应该要保护我们的血肉。爱国主义应该是双向的，单向收费的不是爱国主义，是向君主效忠。

我从2008发生变化，如果晚年写自传，我会以2008为基点，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混蛋。那段时间与其他一些志愿者天天在北川山里晃，救了一些老人和小孩，无意发现有一所希望小学远好无损甚至连玻璃窗都没怎么震碎，最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翻过三座大山逃到山外。我问过校长和老师为什么出现这个奇迹，他们说得感谢那个监工。那个监工是捐款企业派来的，工程兵出身，修建过程中天天用小锤子敲水泥柱子听声音，他能从声音里听出有没有多掺沙子，圆石比例、水泥标号是否匹配，如果不合格就责令返工。老师告诉我，那些日子工地上除了施工声音就是这个监工跟人吵架的声音，除因质量问题吵，就因向当地政府追款吵。因为，企业捐助希望小学的款都要先交当地政府掌握，再由政府拨给具体施工单位……最后一架是关于操场的，终于成功追款修起了操场。大地震发生时，正是这个操场庇护了几百名孩子。

我问过这所希望小学是不是用了特殊标准才修得这么坚固。这个监工说：不，只是按国家普通建筑标准修建的。我又得知，这个监工监理了五所学校，在那场大地震中奇迹般地无一垮塌。他说：没什么奇迹，所谓奇迹，就是你修房子时，能在十年之前想到十年之后的事情。

可是他从来不能被主流媒体宣传，名字也一直不能公布，后又传出他所属的企业其实涉黑。前两年的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正在被精神病医生治疗着，老婆也离婚了，他现在想带着女儿逃出四川，问我能不能帮他远离这是非之地，在北方找一个工作……后来我们就断了联系。

我从2008年开始变化，一个人生平第一次看到无数的冤魂，肯定会变化。我持续四年的困惑：我们不仅不能公布那些死去孩子的名字，也不能公布救了很多孩子的监工的名字。今天是汶川大震四周年，这里正式公布他的名字：句艳东。

最近大家很爱谈爱国主义。在我看来，不要狭隘理解爱国主义就是敢于抵御外敌，爱国主义更是敢于抗争内贼，这如同你爱你们村，不仅表现在敢于同别村抢水源时打架，更表现平时勤恳耕种、爱护资源、不对本村妇女耍流氓……一方面欺负本村人民，一方面为了财主利益勇敢跟别村打架，这不叫爱国主义，这叫勇当家丁。所以我认为句艳东是十足的爱国者，他没去攻打钓鱼岛黄岩岛，可他救了很多孩子，他应当得到彰显，可弘扬名望的舞台被骗子占领着，我在灾区一月见闻，多少骗子假太阳光辉之名横行……我们深爱的国家正在逆淘汰、逆宣传、逆袭真相，如果一个国家的爱国主义宣传着一些骗子，这个爱国主义本身就是骗局。

5.13下午再次强烈余震，接命令必须外撤，走了几公里撤到山口时正碰到央视张泉灵在时空连线，无意中我一身雨水的形象被摄进镜头。刚到山下，一个素以厚道著称的央视记者打来电话：你丫真会出风头，没事儿你跑北川干嘛呀，抢我们台镜头。我说：日你妈。绝交至今。一月后回京碰一著名央视仁义大哥。聊起豆腐渣工程，我说：贪官该杀几个。仁义大哥深邃地看着我：不，中国的事情要慢慢来，否则又会乱，毕竟重建还要靠他们呀。又过三年，我不小心批评了倪萍“共和国脊梁”，该名仁义大哥电话里斥：你丫骂人倪大姐干什么呢，她可是好人哪。我在香港书展调侃于丹余秋雨伪善，仁义大哥再斥：想不到这几年你变成这种人，承鹏，咱不能只破坏不建设，不能见政府干的事都是错的。

我曾经如此欣赏仁义大哥，现在大家天各一方，形同陌路。他那些不知是矫造还是表演的关于公平正义的话在微博流传着，星光灿烂，粉丝推崇。以及类似仁义大哥这样的爱国者总说：不管国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我们仍要爱这个国。我觉得这是个病句，我爱这个国，可我不能去爱制造豆腐渣工程的政府，更不能去爱给学校修豆腐渣给自己修豪华办公楼的政府官员。

我认为我仍是一个爱国者，可历经2008年的奥运、毒牛奶特别是汶川大地震，我对爱国主义重新定义。爱国主义肯定不是一边说是外人抢劫了我们，一边亲自掠夺国人财富的主义；不是一边说恶邻让我们石油紧缺，一边派出发改委只涨不降的主义；不是一边号召不要让强盗欺负我们的母亲，一边在大地震里让很多的母亲被欺侮的主义，她们看得见自己孩子的手还在动，却无能为力。那天我发了一条很爱国的微博：爱国主义就是，你并不拥有一寸私土，却宣称用生命保卫这片领土。这情形就像你并不在银行里拥有一分存款，却宣布誓死捍卫里面的金库……而且，此时你并不知道劫匪在哪里，银行保安是否把你当成劫匪。

这条微博伤害了很多爱国者的感情，纷纷斥责我为汉奸。我认为这又是个病句，在中国官不至厅局级，财产不过一个亿，每年不去开几个峰会哪好意思夸自己是汉奸。又说我是带路党，可是不拿几张绿卡儿女不开着法拉利在名校上学不在美国置几处房产哪有资格带路。还有说，母亲无论怎样打骂过我们，可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啊。我就突然想起爱国者曲啸了——尼玛谁见过这么下毒手打骂自己孩子的亲妈？

我其实相当地不反对打黄岩的，可反对只打黄岩不打黄贼。可爱国者逻辑是：打黄贼得给政府一些时间，打黄岩迫不及待。对此我只有一个解析：多少黄贼，假打黄岩之名逃于法网之外。就想起五四运动中的梅思平，假爱国之名火烧曹家，可日本人打来时第一批参加了汪伪政府。

这样比爱国主义胸大肌其实很难证明真伪，说实话这三十年中国实力取得不小进步，至少近期不太可能有大批日本鬼子打进家门，所以那些组织义勇军半夜去炸碉堡的行为基本属于自我催眠的英雄幻想，不如让我们谈谈务实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给孩子修校舍时少一分回扣，多几根钢筋；爱国主义是少修点豪华办公楼，多建些实用农舍；爱国主义是少喝点爱心茅台，多吐槽些醒世真言；爱国主义是少宣传些虚假的英雄，多公布些逝去的名字；爱国主义是能让国民在这个国自由迁徙、念书，而不是平民子弟五证齐全才能就读京城；爱国主义爱的不是国家专政机器，而是去爱一种共同价值观……重要的不是拥护广袤的领土，更重要的是拥有生活的尊严。

小小黄岩，以我军威武几排炮就打成粉齑，收回失地指日可待，以壮国威；重重汶川，多少魂灵在飞，不惩前毖后，君将空负民心。

我是一个爱国者，所以，我在乎庞大的领土多一个小岛的名字，更在乎小小的纪念碑上回归数万亡灵的真实姓名——是为写在5.12的爱国帖。

转自作者博客

南都社論：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艾晓明老师朗诵版）

ThisisRui ‏ @thisisrui 作品 —— “对不起”

谭作人Tan Zuoren “对不起” flic.kr/p/a1Qq2B
— ThisisRui (@thisisrui) 5月 12, 2012

艾晓明：宪法蒙羞 良知受辱 ——致谭作人案审判长李光辉的一封公开信

各位朋友：

     5·12 四周年即将来临，而我们的朋友谭作人先生，已经在蒙冤入狱三年多了。为了谭作人先生，为了纪念孩子们，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免于恐惧的国度——如果您认为我说的有道理，请将此信转发给您的朋友们。

      艾晓明致谢

      2012年5月10日

    宪法蒙羞 良知受辱

——致谭作人案审判长李光辉的一封公开信

艾晓明

一

审判长李光辉先生：

你好啊。数日前，你对谭作人先生宣布了终审判决。此时此刻，谭先生已经被送至雅安服刑；谭先生的妻子女儿和他团聚的愿望化为泡影。几天来，在工作之余，我无时无刻不在内心里和你辩论。你本着人民法院的名义把谭作人送进监狱，而他又是我的朋友，这就让我不能不面对你的判决。确切地说，你对他的判决，犹如对我的判决。还不仅是对我的，你判决了我们所有人有罪，我说我们，意思是所有我们这些认识谭作人、尊敬他的工作的人。我们所享有的思想言论自由，这一神圣的权力、这一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障的权力，被你野蛮地践踏了。

因此，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或者接受你的判决，认识到自己和谭作人同样犯有颠覆大罪，赶紧准备去蹲监；或者细读你的判决及举证，对你直言不讳。我认为，你的裁定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你这个叫做法官的人不懂法律，不通人性。

你的判决当天已经传遍世界，有人在网上评价说，这是“史上最牛判决书”。在这个判决里，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只有两个可怜的证据：第一是他在三年前写了篇《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以下简称：《广场日记》），并在境外发表。第二个是他在2008年以“义务献血”的方式纪念六四。

这样两件事情，谭先生的确都干了，分歧在于你的评价。一审判决书说，《广场日记》“置客观事实于不顾，大肆歪曲、污蔑、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法对‘六四事件’的处置，煽动境内外民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立、对抗。”对此，谭作人律师已发表辩护意见，兹不赘述。我诧异的是，你这个终审判决书依然没有在任何地方表明，谭作人的《广场日记》置哪些客观事实于不顾，如何歪曲、污蔑。你不过重复了一审的措辞：“经查，谭作人在‘自由圣火’网站刊载的《广场日记》不顾客观事实，歪曲、污蔑、诋毁政府依法对‘六四事件’的处置，具有煽动境内外民众与政府对立、对抗的内容。故其没有造谣、诽谤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也许，我应该说，你这个终审还有点进步呢，那就是在“歪曲”前去掉了“大肆”这个形容词；把“煽动……对立、对抗”改成了“有……煽动对立、对抗的内容”。就这样，还是把谭作人锒铛下狱。五年啊，你们把56岁的谭作人要关到61岁，你和你的判官同仁心真够狠。

作为一个中文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我的日常工作就是看研究生论文。一连数日，我都是研究生学位答辩的评审委员。这个工作，和你们法官有点相似，那就是评阅论文，从而表决学生是否应该获得学位。相信你们法官也有孩子，这些孩子也要给老师交作文。如果老师对你们孩子的作文妄加判断，从而剥夺他们考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机会，你作为家长必会鸣冤。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秉公执业/执法，不能断章取义，草菅人命。

谭作人的《广场日记》也就是这样一篇作文，中国法律没有规定说不能写日记，更没有说不能写广场对不对？可见一个人写了自己某年某月在广场的经历，用句粗话说是干你屁事。无论是1989年还是今天，中国天安门广场上的过客成千上万，写日记书信博客网文的不计其数。就算他虚构幻想大话聊斋，这些和犯罪扯不着。不然的话，得要组建一支针对作家和幻想的大军，先把金庸这样的武侠小说家生擒了，再发颗导弹把把好莱坞炸平。

我知道你要骂我不着边际，我用这种不着边际的逻辑，正是要提请法官大人注意，谭作人没有把自己的日记说成是新华社通稿，也没有说他在写《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你判官必须注意的第一个大问题。

如果谭作人把自己打扮成国务院权威发言人，那叫“不顾客观事实”。可是，他没有；他只是回忆他的个人经历，记录他的个人感受，这就是日记的特点。并且，谭作人的措辞非常具体，他的副标题详细说明，这是“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一个”，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哪怕天安门广场上有一百万人，他也只是一百万分之一。如果你认为谭作人那天的日记有错，你只能找到目击谭作人的人来证明，他日记中说的哪些不是事实。你不能说他没有记录除他之外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经历，不管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中包括了多少重要的中央领导人或者你本人。要写日记，你们各人自己写，不能怪谭作人没有为你们的那天晚上写日记。

我这么说要证明的是，你指控谭作人“歪曲、污蔑、诋毁政府依法对‘六四事件’的处置”，无非是说谭作人和政府想法不一致。可是，谭作人不是雷锋，他犯不着写天天梦见毛主席（这种梦你要真信就怪了），他写的是自己的日记。谭作人也不是国务院总理，你要求他的日记和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处置”保持一致，对不起，他觉悟没那么高。话说回来，你想要中国人的日记都和政府一致，那也太不现实了。你把自己的日记晒出来给大家看看，我不信你跟政府天天保持一致。陈良宇、文强当年都代表政府，你跟他们一致过么？赵紫阳当总书记时，你跟他不一致么？再说了，政府把六四称作“动乱”、“暴乱”、“风波”，你和哪一波一致？邓小平曾经是阶下囚，文革后来叫“浩劫”——你要是太年轻回去问你爹，请他老人家告诉你政府怎样前后不一致。你要是好意思说你以不变应万变，政府说啥你是啥；那我也告诉你，你吃政府饭穿政府衣是你的选择，谭作人不是党员不是公务员，他没必要跟你一样当哇哇机，更不要说他不过是写日记——记他自己的日子。

    上述种种，你要骂我扯些口水话实在是有道理。问题在于，你这个大法官判一个人写了十则日记颠覆国家政权，中国现在是一百年前呢还是中世纪？你的判决书没有一条点明：谭作人他颠覆的国家在哪里？如今这个国家雄起于东方，办奥运，开世博，掏出5，140亿逼近军费的维稳开支，真叫蒸蒸日上；它让谭作人的十则日记颠覆了，你这不是笑话吗？不是天书吗？不是欺骗法律吗？不是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全都当成儿戏吗？谭作人那个日记，连标点符号都算上，不过10，625个字符，不要说海陆空三军先进武器，还有武警、特警、交警、刑警、协警、跑二排的，谭作人把他们都比拼过了，他是大力神还是核武器？他那几张日记你爱看你打印下来贴在墙上天天读，你不爱看跟你说不着，算是谭作人自己梦游发酒疯撞墙。你要真不知道谭作人几斤几两，你到四川大学桃林村6栋那栋楼谭作人家看看，到谭作人的破桌子前静坐个两分钟，你找个月白风清之夜在你们那个江边小道上想一想，谭作人是开过坦克还是修过豆腐渣楼？他一介布衣，不拿政府一分钱工资，为成都人的干净空气奔走，为小孩子的安全教室呼喊，你把这个手上不沾一滴血却把满腔热血掏出来的成都市十佳文明市民之一下了大狱，你对得起你的家乡你的同胞你头上未被彭州石化污染的空气？你就不怕你的儿女问爸你今天干了点啥呢？

话再说回来，假如你承认，谭作人写的日记是他个人日记（否则你就不能判谭作人，而要判一个写作班子）；假如你承认个人日记可以记叙个人经历（否则你就要告诉你的儿女，千万不要写日记，写日记就是犯罪嫌疑人；要不就写假日记，天天和啥啥的保持一致，当个十全十美的真骗子）；那么，我就不知道，你这个判官，又不是谭作人肚子里的蛔虫，你怎么知道他在“广场日记”里“不顾客观事实”？姑且让我努力理解你——你的意思是，他应该写他在广场上和国家领袖所见略同，或者和共和国卫士高度一致。可问题又在于：假设你的孩子正是谭作人的年龄，他或者她受到北京、共和国的心脏、天安门的吸引，从天府之国来到广场想要知道个究竟，在那千万万万的人流中，你能如何做法，让他或她在当时当日进入国家决策层，了解到军事行动的机密，从而和这一切保持一致？你会说，无论如何，政府咋说你咋做。可是，当年佘祥林、赵作海被判作杀人犯，后来这些人沉冤昭雪，你能有特异功能既和当年的政府保持一致又和现在的政府保持一致？在这个一致之间，那十指穿心的痛苦、那孤儿寡母的绝望、那受刑人日复一日的惨烈，假如落到你的家人头上，你怎么一致？

写到这里，我已经明白我在说车轱辘话，你那无理性的判决严重干扰了我的逻辑能力，使我绕来绕像个精神分裂。我原本想说的是，谭作人记叙个人经历的广场日记，就算他再错，也错不到哪里去，记错了他自己的事，只不过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像你万一买菜记错了账目（我很无知，居然以为你这样的大法官还会买菜记账），算你倒霉，不干别人的事。

我万难想通的是，谭作人记了个人经历，居然把国家政权颠覆了，居然煽动了（不仅煽动了中国人，还煽动了外国人）。你倒是举出具体事例来，给出一个具体数据：他的日记翻译成了多少国家外语，出版了多少版次；哪怕一篇网文，你也得举出个点击率……多少人看后回去成立了游击队造军火，实施了多少次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猖狂进犯，被我边防军截击了多少回，缴纳人证物证多少件，其中含何种武器、性能几许，何种印刷品，册数页码。你什么都没有，你如何证明谭作人那点日记“煽动”呢？人家卖个抽油烟机，还报个机体尺寸、电压、排气量的参数指标，那不过是煽动点炒菜的油烟子。谭作人煽动了境内外者颠覆国家政权，你连个煽动指标都给不出，你这不是虚假广告吗？你秉承人民法院法官的名义，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说事，连个卖抽油烟机的也不如，你怎好意思宣读这样的判决书，还盖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大红章呢。

二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原本只是想和你扯一个问题：谭作人的《广场日记》，算不算个人记录。你如果承认，你判的是谭作人而不是孙悟空，那么毫无疑问，广场日记就是除他之外非任何人的记录（真他妈的我不是人，写得这么绕）。再一个，你判的是日记里“不顾客观事实”，诋毁政府；那么，我们必须来核对两件事：首先，谭作人在日记中记叙了哪些“事实”；这些事实，究竟真有其事还是他在编造？

《广场日记》一共十小节，为方便和你讨论，我列表如下：

每节小标题	时间、地点	事件	标题备注
1 （无标题）	6月3日11时10分 天安门广场	人民大会堂前 民主大学严家其演讲 坦克逼近 人们冲过去设置路障
2 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学生追赶装甲车 坦克进场	标题引用了绝食团广播员的一句话，表示学生们一直要坚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抗争。
3 再见了，同志们！		枪声响起 坦克轰鸣 由公共汽车临时改装的广播车去拦截坦克	标题引用了拦截坦克的公交车里传出的人们诀别的话。
4 不许打人		人们围攻003号装甲车 谭作人冲过去后看见当兵的被打良心发现，背起军人送至救护站	这里引用的是人们在救助军人时的呼喊
5 他们都是孩子	6月4日 凌晨一时三十分， 西长安街	一个短发白衣女人劝阻军人：别开枪，结果被打倒在地； 学生被打倒、抓捕，照相机被砸碎，	标题引用的是白衣女人拦阻军人的话。
6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枪	天色大亮 前门大街 石碑胡同南口 红十字医院	看见大学生撤退 谭作人和市民讲自己的见闻，一位武警中校、女大学生和他哭作一团 谭作人帮助救护受伤的老太太 在医院里看见遍地伤员	标题引用的是听说军队屠杀后一位中年人的话。
7 北大的精神气质	到北大 夜晚住进北大招待所	谭作人手里举着军队屠杀的标语 在北大讲述六四见闻	标题表达的是作者对北大的认同感：同样的爱、同样的精神气质
8 走，咱们别理他们！	6月5日 离开北大 走到甘家口 在军博 在木樨地 在复兴医院	被便衣抓住 被市民救出 工人买衣服，让谭作人换下救护军人而染红的血衣 跳上被毁损的装甲车观察 观察弹孔、路障车 听护士讲伤亡情况 看到38具遗体	标题引用的是救助作者的市民的话
9 人啊“人”	沿复外、复内大街步行 西长安街 下午5点 六部口	看到士兵遗体 鞠躬、反思 回忆6月3日 坚守转移一车军火 想到段祺瑞	标题表达的是作者看到士兵遗体的联想：一幅有关文革武斗的画《人》
10 感谢北京	西单路口 6月6日 6月10日	被士兵殴打 被市民营救 送至人民医院 谭作人离开医院 在列车上念一首诗：《对话》	标题表达了作者对1989北京最深切的感受：人们互相救助的人性美，还有民主对话的精神。

以上列表难免省略，但错不到哪里去。因为这些日记既不是意识流小说，也不是文体实验，内容简洁，意义明了。你为这么十则千字文判作者五年监禁，平均一则日记坐牢一百八十天，你这不是文字狱吗？你下得狠手，把作者往死里整，迫使我就这些并不复杂的日记跟你死磕。

从上面的列表已可看出，谭作人的写作角度是一个观察者，正如他在副标题里做出的界定：“目击者”。日记中记叙的主要是他6月3日夜11点至6月6日这三天的经历。有关他所目击的状况，法官大人，你在网上稍微搜索一下，就能找到太多的记叙，很容易查清谭作人是否虚构事实。不仅如此，而且，他所记录的，仅限个人见闻，必须把它和其他目击证言特别是当日戒严部队的证言放在一起讨论。

谭作人目睹的主要情景包括：一、坦克进场；二、军队开枪；三、市民阻止军队；四、学生市民（包括士兵）伤亡惨重；五、军队戒严；六、伤员不敢在医院久留。

上述事件，都有军队公开出版物为证。李光辉大法官，你去国家图书馆查阅复印一套书，好好研读，公开你的心得体会吧。书名《戒严一日》，由总政文化部征文办公室编，1989年10月第一版，印了三万册。那里面，除了学生市民伤亡惨重以及伤员不敢在医院久留，全都比谭作人记录更详细，作者真名实姓，还有军衔职务。

假如你有求知欲，你更有能力核实谭作人谈到的伤亡情况是否属实。时光流逝二十一年，你轻而易举就能得到幸存者多年求索的记录。你翻墙去看天安门母亲网页，那里有录音录像照片访谈，告诉你学生市民如何被枪杀、坦克如何把学生碾成肉泥；而他们的家庭、父母亲人，怎样渡过了这二十一年。至于伤员以及死者被送医院的情景，你去阅读方政先生——坦克履带下伤残幸存者的证言，还有军医蒋彦永教授的公开信——那封信早在2004年就发出来了。与你判处谭作人相比，蒋医生写出那些情况，简直要被你判成无期。至于寻找遇难者的丁子霖教授，在你手里，必死无疑。

你会说，你的判决不针对谭作人日记中的清场事实，这些举世皆知，根本不是秘密。你针对的是谭作人对六四事件的评述，你把这叫做“歪曲、污蔑、诋毁政府依法对‘六四事件’的处置”。

那么，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谭作人如果把自己的日记当中央文件下发，你判他怎样捏造事实都不为过。但他没有，他发表的是个人署名日记，写的是“一个”而不是一个以上目击者的证言。他就是写得有错，也是他的自由。因为人们的认识从独立思考开始，独立就是指一个人，思考就得允许有错；如果必须趋炎附势，那既没有独立，也没有思考，更谈不上发展对事物的认识。中央想通了，人家谭作人还是没有想通，这说明谭作人觉悟不高，所以他不是党员更不是党中央成员，连个公职也没有。你拿党中央成员的标准要求他（这个论断有个漏洞，因为还有个前总书记、已故共产党员赵紫阳同志），按照你的逻辑，请你昭告公众：1989年你在哪儿呢？你能证明你和党中央保持了一致，不是个潜在罪犯吗？

再说了，让我把谭作人的观点进一步引述出来。谭作人确实批评了当时的决策层（他用的是“当局”一词，你在判决书里称之为“党中央”）对六四事件的“处置”，日记十则，我找来找去，主要见之于如下两段：

首先，当局用戒严来对付请愿，用军队来占领城市，用暴力来镇压人民，相当于把老虎丢进人群，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至少这一次，军队服从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党政治，“枪”被“党”指挥着，甚至撇开党的总书记，执行着强行占领广场的死命令。这时候，政党、政府、国家、人民，都不见了，只有那几个人，在按照个人经验和权威作决定。在全社会的高度参与下，大学生早已控制不了北京街头，他们只能竭力维护广场斗争的纯粹和干净。街头政治，则是一个无组织或自组织的竞技场，各种动机，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各种机会，在混乱中交织，把天使变成魔鬼或把魔鬼变成天使。（见广场日记3《再见了，同志们！》）

   “人民军队人民喂，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叫它它不应，党叫咬谁就咬谁。”当时的广场民谣，真切地反映了没有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的职能，己经被严重扭曲。军队，成了少数人的工具和武器。（见广场日记9《人啊“人”》）

谭作人的这些意见，是他个人对历史的思考，真伪对错，有待实践和历史检验。不错，他批评了当局的“处置”（你把开枪杀人叫做“处置”，这是你的又一措辞；人命是垃圾吗？可以用刀枪处置？），就算他批评错了，温家宝总理不是说过吗：“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而你创造的是什么条件，人民一分子谭作人略有批评，就关他个一千八百五十二天！

更何况，谭作人这些意见，不仅在党外普遍存在，党内高层，何尝没有认同。你在“六四”二十一周年后的今天，判谭作人为批评六四屠杀坐监，你怎敢不去核实，党内高层是不是有和谭作人同样的忧思？按照你的标准，他们岂不都是你手下的犯罪嫌疑人，请看军医蒋彦永教授信中的一段话：

１９９８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３０１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地告诉了他，还把我１９９８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经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杨尚昆同志的意见其实是许多老同志的共识。六四事件发生后，中顾委曾由薄一波主持，对于光远、杜润生、李锐、李昌四位老同志开了批判会，有人并打算做出不让他们四位党员重新登记的决定。但后来陈云同志给中顾委常委去了一信，由薄一波向全体中顾委委员宣读。大意是，这件事再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教训已经很多，难道将来还要再给他们平反吗？薄读完信后说，这个问题算了，不再谈了，到此为止。陈云同志的这封信已很明确，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

和上述杨尚昆同志、陈云同志相比，四川成都市民谭作人，不恭敬地说，算个老几，你拿谭作人开刀，你的大刀要挥舞到谁头上你脑子清楚吗？我再给你一点信息，你听听党内其他老同志的意思，人家党龄军龄比你，恐怕高过了半辈子。国防大学的退休老干部辛子陵，当过二十年解放军师级干部，你听听这位资深共产党人怎么说的吧。2009年6月4日，六四事件二十周年，他写出《学习段祺瑞——致前总理李鹏书》，全文网上可以查阅，也收入到当年香港出版的《中共兴亡忧思录》里。信里对今日形势的判断，比谭作人尖锐得多，其批评比谭作人更加强烈。比照你所判处的谭作人五年大狱，这封信的作者，岂不是也要被你置于死地？辛老师信中规劝前总理说：

近读段祺瑞轶事深深打动了我。1926年3月18日，共产党人李大钊，国民党左派徐谦率领几千学生到执政府请愿，卫队开枪，死47人， 伤150余人，是为三一八惨案。事发时段祺瑞未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而在吉兆胡同私宅与友人对弈，绝非预谋。他完全可以逃避责任，或惩戒下属保全面子。但他作为政府首脑，主动承担了责任：查清死难同胞的名字，厚加慰恤；亲自出席悼念三一八死难同胞大会，当众长跪不起，以示赎罪。执政府总辞职退出政坛后，他一直吃素，不听家人和医生的开斋劝说，直到终老。如果段公强调有苏俄帝国背景，有革命党操纵（他们有证据）群众，图谋推翻政府，镇压动乱有理，也能胡搅蛮缠几年。那时时局动荡，战乱频仍，他躲进天津公寓，没人能奈何他。或曰段公做秀，厚恤死者、当众下跪，可能有请求国人谅解的成份，下野后在天津做寓公吃素就解释不通了，这不是做秀，是终身的愧疚，终身的忏悔。读书至此，我忽然觉得段祺瑞的人格比您高大起来。

进思建功，退思补过。公宦海余生，正当补过之时。解铃还须系铃人。建议您学习段祺瑞。由你主动提出为“陆肆”平反，帮助党卸下这个历史包袱，实现执政党与全民的和解，与知识分子的和解，与学生的和解，解除党和政府与民众的这种长期对立的状态。您应该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以无愧于您的养父周恩来。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主动承担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指挥失误的责任，使党完成了路线转变，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他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您做这件事情肯定比发表陆肆日记辩解诿过漂亮。您帮助党过这个坎，帮助中华民族掀过这一页沉重无比的仇恨对立的历史，您的形象将因此而改变，党的罪过也将得到人民的宽宥。望慎思之。

篇幅所限，我只引了该信的最后两段话，其原因之一是，谭作人在广场日记中也谈到了段祺瑞：

曾经，鲁迅先生不愿意忘却的纪念，是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在那47名殉难者当中，有先生敬重的青年学生。据说，当时并不在北京的段麒瑞知道自己的手下开枪打杀了大学生和市民，竟在地上长跪不起，磕头谢罪。段后来很快退出政坛，在天津当了寓公，并从此终生吃素，不沾晕腥。

知道羞耻，知道忏悔，段麒瑞在怜悯别人的同时，救赎着自已。

谭作人这段话写在2007年，而辛子陵先生写出来时，谭作人已被你们押入看守所。两人相隔千里、素昧平生，提到这同一段典故。李光辉先生，何谓忍辱负重，秉笔直书？“白头到此终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你知道你自己在这段历史上的位置吗？

 三

前面我讲到谭作人有权利写个人日记，讲到其中记录的公共事件与其他人无异；然而，这还没有说到该日记的全部特点。把它比作谭作人发酒疯说胡话，不过是将错就错。话说回来，我希望和你认真的是，这些日记作为个人经验的独特性在哪里，它的主题究竟是颠覆国家政权还是对个人与历史的深刻反思。

老实说，跟你讨论这些，让我回到了文革时代。只有在文革以及文革之前，每当政治运动抽疯时，人们才会鬼迷心窍，把一个作家的文字日记无限上纲，扣上反革命帽子（等同你的煽动颠覆）。退一步而言，你认为谭作人煽动颠覆，我承认，你有自己解读作品的权力；正如我不看世界杯，你不能据此判我煽动颠覆南非政府。问题仅仅在于，你顶着法律的名义，把个人对作品的解读强加给了谭作人，剥夺他五年的人身自由，这就威胁了这个国家所有在日记里表达自我的人。有鉴于你的威胁严重威胁了我的日常生活，我不能不继续指出，谭作人广场日记中更重要的内容，哪些被你错过了。

第一，在六四军人清场，与拦阻民众发生冲突时，谭作人参与救死扶伤，救出003号装甲车指挥车中军人，谭作人对戒严部队恩重如山！

谭作人在广场日记的第4则，描写了003号装甲车进入广场的情形，由于暴力冲突已经发生，他也参与到拦截装甲车的人群中，如下情景，由于你的故意忽略，我不得不引出这几段：

提着竹竿，你摸到了铁乌龟发烫的后门，竹竿还没有敲下去，车门“嘭”地一声弹开，滚滚浓烟里冲出来二个当兵的。当兵的被车里的高温和浓烟薰得迷迷糊糊，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里只听到夯土似的沉闷声音，没有求饶声和呼救声。

你拼命挤了进去，想打人，或许还想杀人。或者你什么都没想也用不着想，大家怎么做，跟着做就行。没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十八年来，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维。后来你越来越相信，那一刻，出现了神迹，拯救了你。

你挤进装甲车左边的一个圈子，那当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动弹。有人在踢他的头，有人跳起来踩他的身，像演武打电影。他毫无反应。你听见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着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弓身发力背起了他，向救护站挪动。

殴打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打你，一个踉跄差点倒地。没等你跪下去，右边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你，接着，那双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躯。“不许打人”！有人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们开始喊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在这有节奏并富有当时的广场特色的呼喊声中，在十多双手臂的围拥保护下，你们奔跑着，把士兵送到了几百米外的博物馆急救站。

后来听说，那天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当兵的，包括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士兵，流了血，没有牺牲。这是大家的幸运。

谭作人在2007年写着这些日记形式的回忆时，他不一定想到三年后要面对你的审判。他面对的是自己内心的真实和他对读者的责任——写出个人经历的真相。在上述记述中，他坦诚记录了自己内心的暴力冲动；而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非暴力的可能性与良性和解的过程。在看见军人被打倒的那一刻，谭作人作为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素养战胜了暴力冲动，他躬身发力，把军人送到了急救站。

作为一个法官，如果要判一篇日记重罪，你应该去核对每一段中提及的事实，论证每一段如何煽动颠覆。我没有你的专业训练，仅就上述事实，我慎重提请你去找当年戒严部队003号装甲指挥车的官兵核实。在《戒严一日》中，你至少可以找到有关情形的书证资料（见上集中文章《浴血金水桥》）。其中，大校副师长佟喜刚是先钻出装甲指挥车的两位军人之一，他写到，在他被围打时，旁边有人高喊，不要再打了，人眼看就要死了。继而他被人抬上车，还颤抖着说出“谢谢市民，谢谢学生”。

根据同在该车的上尉参谋邱成的记叙，跟着佟喜刚副师长下车的是军区装甲兵部谢副部长，随后其他人也都被迫下车。而邱成写到，他一下车，就被打得人事不省：

等我再感到疼的时候，是两个人拖着我猛跑。棍棒还不时地打在腿上腰上。我不知道是谁拖我干什么，就拼命挣脱，其中一个哀求似地劝我：“别动！”说着，抓起我两只胳膊一抡，把我拖到他背上。

我边挣脱边喊：“放开我，放开我！”越喊他跑得越快，像飞一样，前头有人开路，边跑边喊：

“快闪开，快闪开！”背着我的人哭着，喘着粗气，速度一点不慢，手一点不送。来到一辆救护车旁，他一个转身，把我从后门扔进车里，迅速关上车门。外面有人喊：

“拉出来，打死这个当兵的！”就听他哭着求人说：

“别打了，别打了，他已经不行了！”他始终在车门护着。

在背我的途中，我头上的血染红了他的上衣，他头部也挨了棍子，额头也出了血。后来他挨没挨打我不知道了。跑的途中，恍惚听说他是吉林长春人。

根据他们的记叙，003号装甲指挥车上所有军人幸免于难。上述两位军人的记录和谭作人的记录完全吻合。虽说他们不认识谭作人，谭作人也不认识他们，但谭作人参与救死扶伤的情形，却能为这些戒严军人的记录所证实。而对六四戒严部队有过专门研究的吴仁华先生，同样目睹了这一情形，他在回忆中写道：

……约10分钟左右，首先是两名头戴钢盔的中年军人忍耐不住高温而钻出装甲车逃生，随后驾驶员也出来了。这三名军人立即遭到一群民众围殴，有人更吆喝着要把其中一名军人抛到天安门城楼前的护城河里。一位中年人挤不进去，在人群背后用已经沙哑了的声音着急地呼喊劝止：“不要动武！不要给人制造镇压借口！”

戒严部队的佟副师长在生死关头被救出时殷切道谢，他致谢的市民中就包括背出了军人的谭作人。按照谭作人的回忆，他勉力背出的是一米八的大个子军人，他的血染红了他的衬衣。这位军人，在003号装甲指挥车的首长和士兵共9人中，注定不难查到。李光辉审判长，你就这样实践了戒严部队的道谢，在21年后把写出回忆日记的谭作人关到监狱里，恩将仇报，你明白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法理、不通人性了吧。

第二，何谓“见证最后的美丽”？谭作人所说的“美丽”他指的是什么？

李光辉先生，你判谭作人广场日记一则坐牢半年；我也非得要请教你：谭作人日记标题是“见证最后的美丽”，这美丽指的是什么？颠覆国家政权，跟美丽扯得着吗？假定谭作人要煽动颠覆，他为什么说十八年来他无数次产生写作冲动，却无法动笔？一个满脑子煽动颠覆的人，他居然强忍了十八年，那还煽动颠覆个屁啊！激发谭作人写广场日记的马力又是谁，他使得谭作人写出了广场日记，那他岂不是煽动谭作人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魁祸首吗？擒贼当擒王，你应该去立案侦查那个什么马力才对啊！

在广场日记的最后一则，谭作人这样说明了他的写作动机：

十八年来，你无数次冲动着写作的念头，无数次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字。因为长期以来，你只是一个用脚来写作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和讲述者。你对写作，没有自信。

但是这次，你要写要说了。这要感谢一位叫马力的香港先生，因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侮辱了你的智力，践踏了你的记忆。他让你想到了恶，而不是美。你要告诉他，你想记住的，只是美。1989年，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美丽，谱写了中国当代史的华美章节。它留给世界的，是大爱的人性光辉和大美的真理价值。

因此你说了。你说了，不为拯救灵魂，只为感谢北京！

谭作人要记住的美丽是什么？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他说的是人性的光辉和真理的美。对此，通观日记十则，只要心存善意就可以判断出来。在这些日记里，他记下在6·4开枪这一极端的历史处境中人性的状态：面对戒严部队的枪弹，依然有勇敢的女人、老人冲上去劝阻说：不要开枪，他们都是孩子！谭作人同样痛心地写道：那些军人，他们何尝不是孩子。他到医院去看死者遗体，他也向戒严部队的遇难战士鞠躬默哀。他记录了自己被戒严士兵暴打，但他更难忘的是，西单路口的市民对着士兵的枪口招手让他爬过去，人们联手把他送到医院急诊室。他遗憾自己没有看清救命者的长相，没有向他们道谢，而在日记回忆中，他满怀感恩的心。他写道：

15天来，你看到了太多的混乱场面，而永远感动你的，是街头救助。那奔跑着，挽扶着，呼喊着，围护着的救死扶伤的场面，成为北京街头最为壮丽的人性景观，长留在每一个目击者的心里。

李光辉审判长，请你想一想，21年前，如果没有北京街头普通市民舍生忘死的救护，六四亡灵的名单还会增加多少人，更会有多少家庭被这一历史悲剧重创！有关八九民运、学生的历史功过，谭作人自然有他的看法，但他并没有在此日记中展开探讨。谭作人不是广场绝食团成员，也不属于当时介入其中的北京知识分子，他所写的，更多是一个外省人对北京六四的观感。他因北京人的救助而幸免于难，他从北京带走的历史记忆，充满一个理想主义者对人性和善良的信赖。同时，在文章结尾，他也对那场社会运动，表达了基本的判断。他的判断，概括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代人在今天社会生活中的立场：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车上，你拿出了笔记本。上面记着，5月21日，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纪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诗《对话》。八九民运，从对话的初衷走向对抗的结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问可以反思。然而《对话》的精神，却永远是那么美丽！

　所以在西去的列车上，你给大家读了这首小诗，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最后美丽的深深感激。

这首小诗，犹如奇异的纽带，它把谭作人和他同时代的精神追求者联系了起来，把二十年后注定集结在一起批评着同时也建设着今天的社会的人们联系起来。所以，当崔卫平教授告诉我说，这首诗正是她亲笔写下贴到广场的纪念碑上时，我深深感到，这穿越时光的精神相遇何其美好而必然！我们之所以千里有缘、幸运相逢，全在于我们对这个社会有共同的期待：让我们用和平代替暴力，用对话代替对抗，而这一切的努力，则是为了让我们的娃娃，可以看见七种颜色的花朵——一个开放、民主、多元的社会，不过如此而已。而你，你这个本应让我们尊敬的大法官，看到的却是一团毒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的天，要怎样日积月累的歹毒，才能培养出你这样阴森的想象力！

四

这封信已经写得太长，可能超过你的耐性；不过，想想吧，因你对广场日记的判决，谭作人要被你活活囚禁一千八百二十五天，此刻，你在家里吃粽子，喜渡端午；谭作人在牢里面壁，骨肉分离。这是怎样冤屈而漫长的五年，相比你判决的严酷暴虐，我这封信实在是春风细雨，值得你一读再读。

由于你对“广场日记”无限上纲（久违了，这种形容文革大批判的语言），谭作人2008年一次义务献血被你算作颠覆国家政权的第二个罪证（总共就这么两个）。我看到，你把这个声称传承“六四精神”的献血，定性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按照你的逻辑，简直就是一次恐怖主义行动，不亚于到天府广场扔了颗炸弹，就算他当时没有被捉拿，时隔三年，也要加以追究和严惩。

对你推断的社会危害，我有两点疑问。第一，你去立案侦查谭作人的血流到哪里去了吗？这血是不是像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一样，给某人输入了“六四”精神病，以至于这个人六四大发作？这个“六四”精神病表现为何种症状？如何影响了被感染者的健康状况，以至于造成了精神或者肢体的残疾？就算要伤残赔偿，那也得有个法医鉴定制度以及证据运用程序，你是凭了哪一条哪一款判谭作人三年前献血的法律后果呢？

第二，我还奇怪的是：就算谭作人居心不良，就算他献的血有你想象的那种病毒，那我问你：杀人犯的器官和遗体岂不是比谭作人献出来的血更加恐怖？那医学院的学生实习解剖时，岂不是都得用符合政审条件的遗体？这么推论下去，我看我们进入了原始社会的巫术时代，或者鲁迅《药》的境界，那个乡下农民，一心要革命党人的血，以便蘸到馒头上给儿子做药引子。

假如我的推断是荒唐的，你的推论又何尝站得住脚？问题在于，你审判了一次象征性的行为。你明明知道，谭作人去献血，他的说辞只是对其行为象征意义的解释。法庭审判象征是无意义的，因为象征存在于共同的想象力中，只对承认其象征意义的人产生某种精神上的共鸣作用，而这种作用，也不过是想象里的认同。你不承认这几百CC的血可以传承什么精神， 那它不过是就是如辞典所解释的：人或动物体内循环系统的不透明液体，大多为红色，主要成分为“血浆”、“血细胞”和“血小板”，味咸而腥。

作为法官，你该是个法律系毕业读过书的同志吧？你们学习的法律专业里，有什么专业知识教你审判人的幻想、审判人运用象征的方式以及象征含义吗？假如你把人的内心幻想、象征当作审判对象，你应该转行去当艺术家。在法院这个行当，你运用艺术才能，你让我想起了拉美魔幻小说家马尔克斯描写过的独裁者们：一位海地政客，下令把全国的黑狗斩尽杀绝，他坚信自己的敌人为了逃避追捕，变成了一条黑狗。而萨尔瓦多的某位政治家吃饭前拿钟摆晃两下，以辨别饭里有没有人下毒。

远的不说，我还认识一位老师，文革时代把有毛像的报纸坐在了屁股底下，这就当了好多年的反革命。类似例子，文革中多了去了，不胜枚举。李审判长，你一次又一次让我想到了文革，真是不祥之兆。像你这样对言辞和象征大开杀戒，我首先忧虑你的精神健康。谭作人献一次血，你就认为他真把六四精神传下去了，那谭作人以后出来到街上散个步呢？你怕不怕他肚子里的空气带着腹诽呼到了大气层，又被其他人吸到肚子里？以此类推，全国人民中，你要判多少犯罪嫌疑人？中国的罪犯之众，你快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就谭作人献血行为的象征含义而言，我和你还有一辩：你认为传承六四精神危害社会，你没有解释的是：什么样的六四精神是传不得的，传下来为什么就有害。我认为，你给谭作人扣的这个大帽子有一个特别的阴险之处，因为，你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不允许讨论的政治禁忌，你把谭作人大量有目共睹的公益行为撇在一边，在这个禁忌之地按住谭作人；你利用了社会依然存在的对屠杀的恐惧，并且调度了这种恐惧作为资源打压谭作人，同时也打压和谭作人有同样看法的人。

老实对你说，我曾经是被这种恐惧控制过的人。我的恐惧并不是说我真的信你，它只是对暴力和恐惧一时的退让。我知道语言不敌暴力，我也不是你的对手。所以，当我读到谭作人的六四回忆时，它只是让我敬佩——我了解到谭作人的公益实践有着源自历史的理想主义精神，但我从来没有像他那样，反省自己的六四经历，并正视这道历史的伤口。同样，当谭作人谈到他的献血时，我不仅没有肯定其创意，反而三缄其口，内心想，你好不好退避三舍，注意自身安全，不要把战线拉得太长了。因为我知道，这是一道何其险峻的关口，由于它之不容讨论，政治家对它讳莫如深，久而久之，它变成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掉进去捞不出人。

从六四开枪那天起我就痛恨这种暴力，但和许多人一样，我期待国家有一天会拨乱反正，承认这个错误。二十年过去了，二十一年过去了，这一天不仅没有到来，而且，李光辉先生，你们竟然因谭作人名不见经传的广场日记、因为他一次后继乏人的献血行为，把他下了大狱。这就是我等保持缄默的下场，这就是说，一次是非不明，其原则注定普及到社会的其他领域；一天黑白不分，其阴影势必长久地笼罩我们的生命。

前面我已经表明，谭作人心目中的六四精神是什么；那是人性的精神、救死扶伤的精神、非暴力的精神、平等对话的精神，一句话，中国人，自由美丽的人性、自由民主的精神。但你把这种精神解释为什么呢？“煽动民众与政府对立、对抗”、“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李光辉判长，你这个判决，在2010年的六四之后，对全世界宣布，你坚持对六四作为“暴乱”的定性，但你把这种想法强加给谭作人，太离谱了。你和他说的六四精神，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也就是我觉得你的判决值得分析的地方，因为，你用强权对待普通公民的思想，用暴力对待和平、建设性的行动。特别是，你利用了过去的暴力镇压给这个社会留下的恐怖记忆，从而把谭作人妖魔化，把他说成是你笔下的那种暴徒式的人物，那种要推翻政府、危害社会的敌人。你在人们被剥夺了讨论权利的的领域，在六四这个禁忌话题上打压谭作人，你就拥有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你让谭作人有口难辩——因为这个话题不允许讨论；另一方面，你杀鸡儆猴，谁要敢继续回忆六四、纪念六四，谁就犯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一招，太狠毒了，我不怕你狠，我怕你的无理性。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在一件有道理的事上不讲道理，晚上睡不着，心里过不去。因此这一次，我不能保持沉默。

五

在谭作人被捕之后，我请教过四川的一些朋友，我问，你们的批评文章，比谭作人更激烈，为什么偏偏抓了谭作人？一位朋友说，我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也就是说，我没有为反彭州石化上街散步，也没有到灾区调查豆腐渣工程，谭作人做的比说的多，政府更烦他这样的人。另一位朋友说：谭作人比我有理想，我根本不信政府，而他信，所以他一片冰心为政府建言献策。他们告诉我，六四不过是个借口，整谭作人，是报复他反彭州石化，为豆腐渣校舍问责。

李光辉先生，朋友们的这一套解释同样不能说服我，因为这些不应该成为你依法判决的依据。只有你，能够告诉公众，你到底为什么判处谭作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你还有什么没有写入判决书的理由。

为更深入理解你的敌人，我查阅了谭作人担任过副主任编辑的民间刊物《文化人》4、5、6期（手头不全，只找到这三期），其中有谭作人在研讨会上的讲话，有他关于西部文化产业创意的建言。在这些文章中，再次证明了谭作人法庭发言稿的阐述：

《起诉书》所指控的“颠覆政权和推翻制度”，从来都不是我的行为动机和目的。我没有这个终极目标，没有这个主观故意，也没有从事相关行为的客观事实。

我是一个竭力主张并且身体力行的改革论者，抱着“主观为社会，客观为政府”的行为动机，坚持为地方公共事务贡献意见和言论。我个人的政治主张，是坚持对内开放改革，以持续渐进的政治改革，促进软着陆式的社会转型。这在我几十年的言行中，能够提取足够的证明。多年来，我崇尚行动、追求效果，以温和而又坚定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政治理念，践行着知识分子的认、知、行的统一。正因为此，当开放、改革、发展三进程中一旦出现偏差、损害公共利益时，我总是一马当先，见义勇为。这种作为给人的印象是﹕总是与政府作对。

然而，印象不能代替事实。与政府作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此姑且不论，仅就事实而言，我从来没有无事生非和刻意找碴或作对的行为。地方政府每年要干几百件事，其中多数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好事。也有少数，属于各有利弊、存在争议的事。还有个别的，是弊大于利或损公肥私的坏事。这种坏事并不多见，也许不超过百分之一。我的调研对象以及公共批评的火力，仅仅针对这类坏事，十多年来，不超过十件事。这类坏事包括：2000年贝氏（指贝聿铭父子）天府广场方案、2006年柏条河工程、2007年小西线工程、2008年彭州石化工程等等。在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下，在稳、准而不狠的批评方针下，这类公共批评大多收到了积极社会效果，维护了公共利益，实现了公共表达的目的。

谭作人长期以来，从事的是环保、创意文化策划以及编辑写作这样的工作，他与政府部门也有过多次合作，哪怕是地震校舍调查，其报告也一再表明：“本项公民独立调查的成果将送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司法部门、研究机构，并提供给各类媒体无偿使用。”“本项公民独立调查的最高目的是弄清事实真相，解决具体问题，从原因学上出发，在根本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稳定。”

谭作人被拘留在看守所四百多天，控罪方理应对他的公共行为及影响作出全面调查，从而得出合乎客观事实的结论。李光辉审判长，更应该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认真考察谭作人在日常工作中与政府的合作关系，秉公断案，维护公平正义，不辜负你那光辉的名字。

现在，大错由你亲手铸成，如此判决，何能服众？你的行为，令宪法蒙羞，良知受辱。你该记得在这篇文章里，我几次提到，如果是你的孩子……在停笔之前，请允许我说明为什么作此提示：建造秦城监狱的人后来进了秦城，共和国主席拿着本宪法面对批斗者时，宪法已经没有用了。你我参与建造的地狱，不仅是给我们自己享用的，它注定留给下一代，丧钟不是为哪一个人而鸣。这一点，谭作人先生在五年前已经说明：

稳定压倒一切，还是“一切”压倒“稳定”，并不取决于“长城”的长度和厚度，也不取决于富裕的程度和管理的力度，而是取决于制度的合理性和政府的亲和力，包括社会改革的希望和决心。团结求存、共度难关是有可能的，因为群众并不仅仅是眼睛是雪亮的。目前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正是政治体制改革并唤起社会合作的最好时机。如果错此良机，一旦发生社会危机，中国将再次出现历史倒退的悲剧，并使耗费大量资源换来的改革成果前功尽弃。

（《国土也在沦陷》，见《文化人》2005年第4期）

李光辉先生，还有很多话，我不想说了。附上网友托我转告的一些意见，供你评估你的判决的影响力。

谢谢阅读，并谢谢你将此信转发给你的上级。

 

                        2010年6月15日

附录:

国家的敌人——艾晓明川震纪录片系列之五   

作者：艾晓明  2010年2月9日，谭作人煽动颠覆国家罪案，

在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拍摄者克服重重困难，记录了判决前后三天的情形，包括谭作人的朋友、亲人感受如何，律师如何开展工作……                                                                                                                                                     

（1） 视频链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97SWFGkGqw                                                                                            

（2） 视频链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7Ap1T2jD3k                                                                                                

（3） 视频链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URZtTEt3fs                                                       

（4） 视频链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L43TXLzDzjg                                       

（5） 视频链接：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PNYWVRD0jI